日本共产党等左翼组织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编译委员会”，在1962年6月以上、下册出版了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7000册首印，仅一个月时间便抢购一空。从1970年到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毛泽东集》，总共收录了毛泽东1907年至1949年10月1日著作427篇，以后又以《补卷》、《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以外毛泽东少年时代到1949年出版的文章、著作500多篇。这套庞大的文献资料，一直到1986年由日本苍苍出版社出版，20卷，收入毛泽东文稿1132篇，计3659页，约349万7千字，是外国学者编辑收篇*多、编辑*系统的一个版本。

　　伊拉克、叙利亚分别出版阿拉伯文版《毛选》，畅销中东地区

改革开放之后的1989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曾经专门组织一些文章回忆录，来纪念中国国际书店成立40周年。屠琳芳、景连如两位同志曾长期从事中东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据两位回忆文章记载（见《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40周年纪念文集》第69页），中国图书尤其是毛泽东著作在中东地区的发行，经过1952——1954年的初创期，从1955——1961开始起步，到1962——1966年有了大步发展。可以说，六、七十年代是*辉煌期。

经销量*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达出版社、莫珊那书店，其中莫珊那书店是伊拉克历史*悠久的书店。当时伊拉克政府积极谋求摆脱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国取得独立胜利的经验，他们组织学者翻译、选译毛泽东的一些著作，1958年的发行量为9万册，到1959年达到33万册，1955——1961年累计发行超过50多万册。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经理艾迪卜·东巴基三次访问中国，组织学者翻译阿拉伯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多种，此外还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几种图书，并把中国图书发行到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合作长达三十多年，迄今仍是中国图书在阿拉伯地区的转运中心。

埃及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环球书店等此间也积极发行中国图书，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一边，支持埃及收回运河主权，因此带动中国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长，从1955年的不足1000册，到了1957年就猛增到21万册。

但不久后的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组成阿联，由于阿联当局在国内掀起反共浪潮，毛泽东著作的发行受到限制和禁止。两个地区扣留《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书的阿、英、法三种文版6000册，曾长期经销中国图书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被查封，负责人被捕。此时黎巴嫩长期从事中国图书的法拉比书店也大量退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著作成为非洲大陆的“超级畅销书”

据《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 周年大事记》记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自觉把中国当作取得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榜样，学习中国的经验成为许多非洲政治家的首选，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在非洲*大。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在制定外宣工作规划进一步提出：为了适应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要大大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推广发行。1962年在《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把以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口总方针是配合国际革命运动的发展，经常地、系统地、千方百计地而又稳步地向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发行我国书刊，首先是外文书刊，以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政治性书刊为主”（资料详见《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大事记》第47页、58页）。因此，到了六十年代后期，中国国际书店发行国家名单中大量增加了非洲大陆国家：

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象牙海岸、乌干达、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摩洛哥、加纳、贝宁、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尼日尔等国家和地区，几乎包含了整个非洲大陆。

　　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几个国家曾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向中国人民学习，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因此，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国家大受欢迎，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在一些国家几乎人手一册。

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学校成批购买；一些学校经常开办中国问题讲座。毛泽东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贝宁的一些国营公司还曾在1975——1978年三年间订购中国图书20多万册，主要用于干部教育和学习用的政治书籍。

*为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亚，一切向中国学习是政府当时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量是毛泽东的著作。该国的人民书店曾来信称：“你们的图书，像刚出炉的面包，供不应求……”。其中“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长期以来是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商，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后。1986、1987两年间，仍然订购《邓小平选集》、《周恩来传略》《了解中国》等图书54万多册。

加纳政府在恩克·鲁玛执政时期，曾大力向中国学习，并由“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等单位常年销售中国图书和毛泽东著作。据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统计，1962——1966年五年间，中国书刊在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大陆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中国与非洲大陆的文化交流，在六七十年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图书从此开始进入主流市场，这些都是值得今天的中国文化专业机构充分利用的发行网络。如埃及的“金字塔报发行公司”、阿尔及利亚的“报刊图书发行公司”、摩洛哥的“谢里夫报刊发行公司”、“突尼斯报刊发行公司”，坦桑尼亚的“每日新闻发行公司”、尼日利亚的“贝鲁大学书店”、加纳的“加纳大学书店”、塞内加尔的“塞内加尔报刊发行公司”、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图书唱片公司”、喀麦隆的“喀麦隆报刊发行公司”、马达加斯加的“马达加斯加报刊发行公司”等大型国营公司成为中国图书的经销商。一些骨干发行书店，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如埃及的“瓦依世界书店”、马达加斯加的“东方书店”、“综合书店”、毛里求斯的“学生书店”、埃塞俄比亚的图书文具店、加纳的“莱西翁公司”、尼日利亚的“柯达书店”、乌干达的“米梯亚纳书业中心”、坦桑尼亚的“友谊书店”、“卡塞书店”等。这些书店的经理、负责人都是多次访问中国，并成为中国人的忠实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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