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委内瑞拉，1970年曾在中国新华社工作期满的西班牙文专家维克多．奥乔亚，回国后与人合办东风股份公司，下设东风书店，专销中国书刊，1975年又开设东风画廊经营中国艺术品。奥乔亚积极发行，曾经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达到4000份，《北京周报》3000份，《中国建设》每期2000份。1972年、1975年两次访华，得到中国国际图书公司的支持。时光转到在1992年，根据马祖毅教授的《汉籍外译史》记载，阿根廷一家书店自发翻印西班牙版《毛泽东选集》两卷本，面向拉美各国发行，结果很多书店供不应求，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就销售1000部之多。委内瑞拉仅有600万人口，而且文盲极多，这样一个销量，应该是畅销书的纪录了。

与非洲不同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拉美地区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思想文化输出，表面看来成果不大，比如至今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有合作的文化书店屈指可数，如哥伦比亚的“新时代书店”、“新文化书店”、“新书书店”；秘鲁有“我们的美洲书店”、“安泰书店”、“拍卖书店”等极少数。但从长远来看，读着毛泽东著作而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人都成为这个地区的主流，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据查韦斯总统亲自主持的委内瑞拉电视台“您好，总统”电视节目资料显示，查韦斯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他推崇毛泽东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在不同场合提起“军民鱼水情”、“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以及“人民战争”等话语。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能说出毛主席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这表明六七十年代有规模有计划的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已经打下了深厚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基础。

红色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发行与传播，今天看来，这是新中国建国后有组织的向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首次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更是自明末以来至今400多年历史上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次。文化输出过程中尽管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浓厚的“反帝”“革命”特征曾带来一些负面作用。毛泽东在1968年就两次批示纠正这种现象：“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的太多，不应说的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是强加于人的印象”，“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40周年大事记》，第101——102页）。当时对非洲、拉丁美洲的大量文化产品输出，有相当比例是非贸易形式，即便是一些贸易销售，记账式销售也占有很大的分量等等。今天看来尽管存在着许多不足，一些经验和做法也值得深入探讨。但新中国在遥远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依然给当代中国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首先是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专业机构开辟了一个遍布世界的中国文化产品发行网络，其次是培育了一大批中国文化的潜在读者群，再次是如此大规模的专业发行，为今天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的专业文化出版机构积累了宝贵的对外传播经验。然而*为主要的是，从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至今，30多年已经过去了，当时的一些青年学生已经成长为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中流砥柱，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地区的巨大影响，都是“红色世纪”留给今天中国的一笔巨大文化遗产，如何继承并为当代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服务，显然不是石油、矿山等能源合作合作那样简单，这是摆在今天新一代中国人面前的政治大课题。

（本文发表在《南风窗》2009年2期，发表时有删节）

　　新中国书刊曾大量发行印度？

（何明星）

中国书刊曾经大量发行印度？这个问题若是问今天的出版人，恐怕大多都是摇头。我若不是写作《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一书，也一样是知之甚少。

其实中印之间曾经有过密切的书刊交往，文字记录不见于任何公开出版的史料，而是在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内部的大事记里。这个自1949年12月组建的新中国唯一对外书刊发行机构（1983年之前称为“国际书店”、“中国国际书店”），在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间，曾经把大量新中国书刊发行到印度的大街小巷，创下了一段辉煌的记录。

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建交，印度是非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对印度进行**次正式访问，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发表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作为新中国接待的**位外国政府首脑，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印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书刊在印度的发行。截至1958年，中国书刊发行量达到150万册，其中图书年批发量达50多万册，期刊批发量60多万份，1959年中国期刊订户达8万份。这一时期中国发行到印度的期刊主要是英文《中国画报》以及一些英文图书。中国图书刊通过印度14个邦的40多家书店建立了书刊贸易联系。除此之外，还和10多家大书商建立了业务关系。作为中国书刊主要的代理商——印度共产党所创办的新德里人民出版社，在14个邦设有分店，西起孟买东到加尔各答，北自阿姆利则南至班加罗尔、马德拉斯各大城市，都有该出版社的分支店，社会基础好，发行力量强，为中国出版物在印度的发行起过重要作用。那时候，在印度社会的上层办公室里，基本都能看到中国出版的英文版刊物《中国画报》，以及一些专门为印度读者出版的印地文、泰米尔文中国读物。

遗憾的是，因为1959年由于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发动叛乱被粉碎，印度在中印边界挑起领土争端，致使两国关系迅速恶化。1962年，中印双方发生大规模边境冲突。自此之后，中国书刊对印度的贸易活动骤然中止，40多家代销关系中断往来，8万多个期刊直接订户全部失掉，专门为印度出版的印地文、泰米尔文图书几乎无法发行。

对于这一段双方互相隔绝的历史，中印双方从业人员，都十分惋惜。董效壁是195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际书店，长期从事亚洲出口工作的老职工，一直到1988年退休，他亲身经历了中国与印度关系破裂时的艰难历程。他在1988年的回忆文章中写到：

 4/7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6 7 下一页 尾页

社会科学 新闻传播出版

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