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2010-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 相关资料

插图：第一节 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1898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形态的国立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大学堂创办之初，尚未有分科(本科)，先设预科与师范馆，后另增仕学馆，令进士举人出身者入校学习，类似速成班。课程设置专业性不强，除了传统经史之学，就是一些西学的课目。一度曾规定上午读经史，下午学习格致、算术、化学、西文等。当时的要求是“先课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于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务使学堂所成就者，皆明体达用，以仰副我国家振兴人才之至意。”其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仍然带有传统书院的味道。1904年初重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依照科、门来设置课程，实施教学。按照章程，全校设定8个分科(包括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医学、农、工、商等)，每一科下边又分若干学门。“文学科”下设9个学门，包括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学、英、法、俄、德、日等国文学，还有就是“中国文学门”。不过一直到1910年分科大学建立，这些规定都尚未实施，所谓“学门”都还不是独立的教学单位建制，不同于现在的院、系，只是按照学生培养大类设计的课程类别。当时所有学生进来都先修4门课，即：人伦道德、经学大义、外语和中国文学，相当于现在的公共课，然后再按照预备进入的分科，分类选修不同“学门”的课程。“中国文学门”是当时比较基础性、公共性的一类课程。一开始大学堂的教师不多，分工也不像后来那样细，每位教师大致讲授哪些方面的课程，不是很严格的，因人设课，大都没有现成的教材。文学门的教材很多就是传统文论的编选。1904国文教习林传甲讲“文章流别”课，校方要求依照大学堂章程规限来讲，他就借用日本人笸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为蓝本，编了《中国文学史》。与现在的北大中文系紧密相关的大事，发生在1910年3月31日。这一天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办，全校分为7科(相当于学院)，每一科下设若干门(相当于系)。文科中设立2门：“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门”)和“外国文学门”，学制4年。这时的科、门不仅是课程设置，也是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了，教员也都相对固定在所属科、门中。中国文学门首次招生38人。课程设置在1904年《大学堂章程》有关规定的框架内，增加了言语学、伦理学、美学、哲学等一些概论性质的课，范围进一步拓展，也更注重通识教育。教员有林纾、郭立山、陈衍、蒋黼、胡玉缙、胡宗瀛、马其昶、姚永朴等。“中国文学门”的建立，意味着中国语言文学正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专门系科之一。这是传统的语文教育走向现代专业化、规范化教育的标志性事件。从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建立，至今北大中文系已经走过100年的历程。(温儒敏撰)第二节 桐城派与章门学派清末遗留下来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改名北京大学，而原先作为课程设置的中国文学门，也早在1910年3月成为实体教学单位——“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门)，北大中文系的建制就此诞生。在“中国文学门”建立前后数年，北大文科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逐步走向规范，而学术流派之争也直接影响到学科与学风的建设，这里有一个动荡的转型期。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文科包括中国文学虽然列为主课，一些新式教育的观念与方式开始影响这门学科的建设，但很多方面仍然袭用传统书院式的教学，而当时整个大学对传统学术并不重视。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学校“百事务新，大有完全旧弃之概”，主掌校政的几乎全是留学西洋的“海归”，事实上中学的研究已经逐渐退为“装饰品的地位”。严复担任校长之后，有意保存中学，就设想文科之外各科全由西洋留学回来者担纲，可尽讲西学；而文科则纯粹研究传统学术，“尽从吾旧，而勿杂于新”。那些年轻的“海归”派与文科中的旧式文人“老先生”经常有矛盾，严复担心中学坠落，也希望中学西学两不相干，各自发展。他决定起用桐城派文人姚永概担任文科学长。本来，京师大学堂期问，文科的教席就多为桐城派文人把握，包括吴汝纶(曾任总教习)、姚永朴(姚永概的兄长)、马其昶、张筱甫(曾任副总教习)，以及为桐城护法的著名古文家林纾，等等，虽然仍多执滞于辞章之学，格局偏狭，却也曾一支独盛。清亡之后，这批效忠清室的文人陆续从北大流散，北大文科的地位更趋下降。这除了北大内部的人事变动，更因为民初学界的风气大变，桐城派原来笼罩北大文科的主流位置终于被章门学派所取替。严复1912年离职之后，先后继任校长的何燏、胡仁源，都是浙江人，且都有日本留学背景，他们对文科中旧功名出身的“老先生”不满意，希望北大引进一些留日的年轻学者，来排挤桐城派势力，而章门弟子理所当然就成为首选。章太炎(炳麟，1869-1936)继承清代乾嘉朴学正轨，由小学而治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佛学等，眼界阔大，作风扎实，加上革命党的身份，在民初学界声誉隆盛，影响自非桐城文人所能比。章太炎因鼓吹革命而避地日本，除了办报传播革命，又设坛讲学，多讲音韵训诂，以及说文、尔雅、庄子等。听讲者多是浙江籍的学生，包括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刘师培、刘文典，等等，后来各自都卓有建树。这些人多是同门同乡，互相援手推举，大都在1913～1917年间进入北大，形成北大文科的新兴力量，终于取代了桐城派的主导位置。在与桐城派的角逐中，章门学派最显示学术实力的是黄侃(季刚，1886～1935)与刘师培(申叔，1884～1919)。黄侃1914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文心雕龙》与《文选》。刘师培1917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中古文学史”。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文章则力推六朝，又被称为“文选派”。他们学术上非常自信，自视甚高，力图通过北大讲台打一场“骈散之争”，驱除桐城派的影响。这除了学术理路的差异，更因为黄、刘认为古文家“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其实是浅陋寡学。除黄氏、刘氏外，在国文系主讲文学史的朱希祖和其他一些教员也加入对桐城派的批评。桐城派文人终于一蹶不振，失去在北大的学术位置。在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新进学人进入北大，在国文门与整个北大文科提倡文学革命与白话文，鼓吹新文化。他们将桐城、文选两派都视为守旧加以攻击，斥之“桐城谬种，文选妖孽”，所谓“骈散之争”就被更热烈的“文白之争”所掩盖和终结，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北大责无旁贷成为全国文科研究和思想启蒙的中心了。关于北大建校之初国学研究之学风流转，借用沈兼士的话来说，大致有三变：“其始承清季余习，崇尚古文辞；三四年之后，则倡朴学；十年之际，渐渍于科学，骎骎乎进而用实证方法矣。”(温儒敏撰)第三节 陈独秀、胡适与北大文科陈独秀，原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清末曾参与反清革命。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至1919年在北大任文科学长。1919年4月卸任北大文科学长，6月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出狱后不久南下，与李大钊等人创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担任党的首任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至五大，他都是党的最高领导人。1942年病逝。蔡元培与陈独秀二人，在清末革命运动中本有渊源。1916年12月蔡元培主政北大，锐意整顿学风校政，文科则是他改革的人手处。他上任后很快就决定要聘请陈独秀来执掌文科。陈独秀是“炮筒子”，说话写文章锋芒逼人。但蔡元培看中他的新锐和毅力，在青年中的影响巨大，而且他此时的革新思想理念，与蔡的改革计划有相合之处。此外，陈独秀与此前已进入北大的众多“章门弟子”有一定人事渊源，也是原因之一。@为了礼聘这位比他小十多岁的陈独秀，蔡元培校长亲自去陈的住处拜访，一趟趟“多顾茅庐”。年轻气盛的陈独秀开始并不领情。他志向大了去了，哪里肯“屈身”去当一个教师？何况那时他正在专心办《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又在上海。但蔡的诚意和气度最终还是感动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这可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契机。有了《新青年》与北大的结合，也就有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正式受聘。对北大来说，这也可谓大手笔。当时蔡元培对北大改革的设想，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以提倡学术研究的气氛，二是延聘“模范人物”，也就是社会改革中有影响的人物，以改造风纪、整顿学风。希望通过学术思想和文化活动，来改造北大，以至变革中国社会。陈独秀在北大只有两年多时间，很少上课，主要就是社会活动，同时也协助蔡元培改造北大文科，改造北大，进而改造社会。当时认为“北大学术思想的转变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国文学系又是新旧文学冲突之聚点”，“一个大学学术思想之转变，因而推动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在陈独秀来北大之前，北大文科已有一群素有学养且在清末大多具有革命思想的章门弟子，如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沈兼士、沈尹默等。陈独秀把《新青年》也带进北大后，这个刊物的作者团体，包括胡适、刘半农、杨昌济、刘文典、高一涵、李大钊等人，也都参与到北大这个活动平台。这两方面力量合流，很快把新文化运动推上高潮，这些人大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与中坚。陈独秀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北大也就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与陈独秀齐名的另一新文化运动主将是胡适，原名胡洪骋，字适之。1889年生于安徽绩溪。1910年留美，初习农科，后改学哲学。1917年秋起，任北大文科教授，担任英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等科目的讲课。此后多年与北大及中文系有密切关系，1931至1937年1月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6年7月至1948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再度兼任中文系主任。1962年病逝于台北。胡适贡献最大也是在五四时期。1917年1月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白话文运动；又作《尝试集》，提倡白话新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与领袖人物。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念、文学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思想，皆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北京大学与《新青年》，即所谓“一校一刊”的结合，将新文化运动和北大的革新都推向高潮。此时陆续进入北大文科的黄节、吴梅、刘师培、梁漱溟、章士钊等人，和原在北大文科任教的陈汉章、黄侃等人，虽然他们的政治文化立场与新文化运动诸人颇有分歧，然而在学术上各有专精，对于北大文科的发展，也起过不应忽视的作用。(陈尔杰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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