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多彩的发展图景，精彩诠释了在中国社会文化及其教育发展中，通过这些知
名教育家所呈现的中国教育发展取向和独特命运，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富
有魅力的研究视角和领域。
    张素玲所著的《文化、性别与教育：190F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揭
示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对现代性的追求抑或说对现
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所伴随的对新女性的塑造和倡导，使女子教育被纳入了民族
国家建设的主流话语中并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此书指出女性并不只是被定义和想
象的性别群体，在对女大学生家庭、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的研究中显示，女性并
没有完全服膺精英知识分子关于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的倡导。女子教育目标、知识
分子热切的对于女性的期望，与女大学生自己对于独立生活和职业的追求之间始
终存在一定的距离。来自不同环境中的女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她
们的故事也显示了，教育对于她们内在的精神品质的影响使她们有着同样的对独
立、平等的追求和坚持，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也同样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压力。
    孙崇文所著的《学生生活图景：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认为作为中国近代
化进程中的伴生物，大学生包括基督教大学的学生的生活史研究无疑也是一把
帮助我们解读中‘国近代历发发展的钥匙。作者结合学生不同的求学经历及其个
人成长作具体的考察，关注学生个体的早年经历及其入学的目的，尤其关注不
同个体在家世、地域、性别和年代等方面所存在着的显著差异，并力图尽可能
全面地反映学生们在基督教大学求学期间的生活场景，如基督教大学学生们的
宗教生活、学习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等。指出基督教大学在华发展
的数十年间，学生们是如何处于这种极端对立与冲突的矛盾漩涡的中心，他们
的内心深处所承受着这些极端对立与冲突的评价标准的拷问，“我是谁?”、“我
究竟应该成为谁?”以及在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之间，用他们自己的言行所做
出的抉择。
    王坍等著的《教师印迹：课堂生活中的叙事》，这是该书作者们对中小学教
师课堂教学生活进行长期现场观察和进行田野工作的研究成果。此书运用叙事
研究的方法，从课堂观察入手，对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教学进行研究，通过故
事描述教师所从事的课堂教学活动，使人们熟悉又陌生的课堂生活得以展现，从
而揭示了那些看似平常，甚至教师本人习焉不察的行为背后隐含的教育内涵，在
课堂实践中寻找教师确认的意义链接，并解释教师所从事的课堂教学活动的意义。
    这是我国**套以教育叙事研究中国教育与社会历史实践的图文并茂的著作
系列。此系列书稿选题独特新颖、研究方法和理论前沿，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对教
育研究的导向性。此系列出版同样也是基于主编者在近年来以教育叙事研究推进
教育经验的理论研究，以及指导这种新颖研究方式所获得的具体成果。我们真诚
地期望能够为推动中国教育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并由此提升中国自身的
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而尽上一份微薄之力。

    在民国时期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中，1919年成立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1924
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下简称为“女高师”或“女师大”)是当时
唯一的一所国立女子大学，然而，无论是在教育文化环境、教师还是学生的性
别角色认同与生存境遇上，它都与同一时期的教会女子大学有着极大的不同。这
所大学前后只存在了短短12年，而且，其间充满了变动与风潮。它的发展变迁
以及*后的悄然结束都与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关系密切，这也使我们从
另一个侧面去理解这一时期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以及在这一特殊的政治、文
化环境中女大学生的生活，她们曾经的追求、梦想与困境。
    从母亲到国民教师：一所国立
    女--7：大学的起源
    尽管中国近代的女子教育从19世纪中叶已经开始，但是并没有对社会和传
统观念带来实质性的冲击。到了1895年以后，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女
子教育问题逐渐成了进步知识分子谋求变革追求现代性的重要议题。1896年，
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变法通议》。在其《论女学》中他极力强调女学的重要性，
认为是“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究其原因，在于女子作为母亲决定着下一代的
教育，是蒙养之本。这样，女学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女性作为母亲接受
 教育的重要性开始逐渐被进步人士所认同。传统母教观念获得了新的意义。
    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政府开始关注女子教育。尽管1904年颁布的癸卯
  学制意在建立一个男性教育体系，将女子教育完全排除在官办教育体系之外，认
  为女子在家庭之外上学有伤风化，女子受教是要学习妻母之道，“所谓教者，教
  以为女为妇为母之道也”。但是另一方面，清廷也承认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指出，
  “使全国女子无学，则母教必不能善，幼儿身体断不能强，气质习染断不能美”，
  只不过规定女子教育应该在家庭内进行。(琚鑫圭，唐良炎，1991：396)
    癸卯学制为男童设计了蒙养院，规定由女教师和保姆教养，而她们应该是
  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中招聘。这实际上表明了，为了适应新政改革所开始的国
  家建设，培养新国民，政府要介入教育并要把对教育的控制延伸至儿童。这产
  生了一个附带但又是*重要的结果，那就是，为了教育儿童，需要首先教育女
  子来承担此种任务。这种观念适应了挽救民族危亡、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现实
  目的。于是一些具有改革意识的地方士绅与政府官员纷纷参与女子学堂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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