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许多监管措施，反映了在全能式监管下的应急和短期行为的特点。
一方面，虽然中央一再强调建立服务型政府，但具体执行者有待从全能式政府的思路和本位利益中摆脱出来，这种模式反映存网络监管上，即管了大量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另一方面，政府对网络发展规律和网民权益缺乏深入的研究，没有对网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然权利加以区分，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
全能式监管，既加大了管理的成本，又削弱了管理的针对性和效果。互联网治理“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一死就放”的不良循环，既是政府的困境，也是网民的困境。
　　三、政府与网民需要共谋利益，共同制定规则，共建和谐网络
互联网是谁的？如果只是国家的，那么对于没有规则制定参与权的网民来说，互联网就成为可以“乱撒种”的“别人的地”。其实，互联网更是所有网民的。总的来看，网民是建设和谐网络社会的积极力量，而不是消极力量。网民既是监管对象，更是服务对象。和谐网络社会需要政府和网民共建，服务型政府要为网民服务。对网民，不光要堵，而且要疏。
网民是网络社会建设的基础，网民的基本权利是基础的基础。网民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尊重网民的基本权利是调动数亿网民积极性参与网络治理不可遗漏的环节。网民的基本权益、斥求，与企业家的利益诉求、弱势民众的利益诉求、知识分子的诉求一样，都应得到同样认真的对待和切实的保障，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数亿网民的积极性，共建和谐网络社会。
在程序上保证网民参与制定规则，是保障网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实现方式，也是平衡网民与政府关系之天平。在它的两边，不可缺少网民参与，不能遗忘政府服务。程序正义是制定规则的规则。没有程序正义，单边制定的规则，就很难全面和准确地反映各相关利益主体的诉求，容易偏离自然、中正的轨道，难免治乱波动。
全能型政府孕育暴民型网民，服务型政府培养责任型网民。共建和谐网络社会，离不开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网民、企业、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在多方利益博弈中，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共同遵守游戏规则。任何单边主义——无论是政府的全能主义，还是网络暴民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建立政府主导下的网民参与机制，可以有效建立网络秩序。
对此，首先需要网民和政府明确存在的共同利益，就当前可以解决的问题取得共识。
　　**章　网民是什么、不是什么
　　一、网民与非网民*大的不同在哪里
不了解网络的人可能认为，网民与现实中的人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但我们在“思想＠网络·中国”项目的支持下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这不是事实。
网民与非网民*根本的区别在于，网民具有更明显的多元化和自组织的特性。网民的多元性特性，来源于网络的节点特征。网络的分布式、离散性、去中心化的离散系统特点，决定了网民主体价值多元化的特性。网民的自组织的特性，来源于网络的联接特征。网络的互联、交互、协同的复杂系统特点，决定了网民自组织、自协调的生态特征。
与非网民相比，网民具有特殊的权利意识。调查数据表明，网民权利意识中，有别于非网民的多元化取向，具体反映在选择的多元化上。有高达91.2％的上网人群看重互联网“可以提供更多选择”的好处，这比不上网人群的比例高出了一倍多。与网民收入状况的交叉分析显示，迈过基本温饱线的网民，自身主体价值意识明显提高。
分析不上网人群的行为特征可以发现，不上网人群比上网人群的多元自我选择意识明显偏弱。尤其是中年以上不上网人群，其多元自我选择的意愿更弱。
总之，调查表明，网民比非网民表现出强得多的主体价值多元化的意识。
　　……

中国网情报告 作者简介

汪向东，1954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现任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院校兼职教授，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化轮训项目（2006～2009）兼职教授。国务院学位办管理学科（工商管理）博士授予点评审咨询专家。中国互联网协会政策与资源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信息化、互联网领域的政策研究、学术研究和市场研究。近年，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发改委、国信办、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国家知识产权总局等机构委托的信息化理论与实践、企业信息化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方面的十多项重要研究课题，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调研项目，单独或合作发表了《信息化：中国21世纪的选择》、《中国：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电子政务行政生态学》等多部学术专著，以及几十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汪向东教授是“思想＠网络·中国”计划的项目协调人之一，他所领导的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是中国互联网研究的知各机构之一，也是“思想＠网络·中国”计划联系国内相关学者的主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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