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翻“两个估计”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国家百业待兴，我们党面临着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了“两个凡是”思想的严重阻碍。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所犯的错误，还不能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摆脱出来。广大知识分子还戴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所扣的“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帽子，党内还存在严重的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倾向，因而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依然徘徊不前。
邓小平同志在刚刚恢复职务之际，就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如同他自己所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①确实，科学、教育是难搞的，当时否定知识，否定知识分子的流毒还非常猖狂。1971年8月13日，中央批转由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文艺界“左”的估计的翻版。由于这“两个估计”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按照“两个凡是”，谁都不敢碰。邓小平认为必须推倒“两个估计”，因为如果不推翻这“两个估计”，我们国家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不抓科学、教育，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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