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教兴国的号角响彻祖国大地，“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也刷遍了乡间的墙头。举国上下已经认识到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础地位，向农业现代化迈进、向小康村迈进，似乎不再是梦想而是唾手可得的现实。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偷偷摸摸冒着极大风险分了田地，终于引发了中国农村经济、农村社会体制的改革，进而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现今，“改革”变成了当代流行语，邓小平同志则更准确地把它称为第二次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普遍认识到，农村经济及社会文明的振兴，*终取决于体制的完善与高效，取决于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其中农村教育担负着推进科技进步和提升劳动者素质的重任。不仅从就读人数方面说，更从其肩负的责任而言，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主体。因此，农村教育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凸现，时代要求对农村教育重新定位、重新解读，并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歌猛进。
　　农村教育总体而言一直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农村教育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冬学”“夜校”“知青”“土专家”“社来社去”“上山下乡”“民办教师”，这些与农村教育密切相连的概念，成为几代人心中抹不去的深沉记忆。在某一具体历史阶段，我国政府把所有的教育都定位在农村：1958年中央曾明令所有学生都必须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哪怕你身居大城市，离农村有数十里之遥；1964年前后毛泽东同志批评当时的学生多年不接触工农，不辨稻麦黍稷，成为妇孺皆知、影响深远的教谕；直至1998年，在党中央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重申：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是落实科教兴农方针、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关键，必须从农村长远发展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各式各样的探索中，包含着对改革农村教育，对促进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的热切企盼。从根本上说，我国政府对农村教育的重视程度是一直不减的，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能把原有人口中80％是文盲，转变为文盲不足10％，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其中就有农村教育的巨大功劳。1991年在山东泰安召开的农村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与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等五个主要国际机构的代表与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都对我国农村教育的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会议的*终报告指出：农村学校作为经济生产能力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这一概念，在中国创造了了不起的奇迹。2000年10月，人口*多的9个发展中国家负责教育的领导人再次聚首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再次肯定了中国农村普及教育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经验。　
　　当然，作为教育研究者，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不是锦上添花或是歌功颂德地进行政策解释，而是要从现行政策中寻找缺隙并加以修补，以臻完善。所以我们在农村教育飞速发展、枝繁叶茂的背后，应更多地看到农村教育存在的困境和不足，看到农村教育的发展和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已达成共识：扫盲与“普九”作为全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两项工作的重点与难点都在农村。但农村教育的许多问题，如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体制、教育的内容等根本性问题，并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仍然在探索之中。纵览不同时期的分析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教育家陶行知等人在20世纪20～30年代对乡村传统教育的批评，现在读来仍然有切中时弊、振聋发聩的功效；毛泽东同志当年对农村教育脱离农村实际的批评，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耳熟能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至今仍是我们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当年提出的知识下乡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似乎与今天广为开展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似乎都显示了令人困惑的问题：农村教育发展的出路何在？“三下乡”是历史的复归吗？
　　新世纪之初，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中国大部分人口逐渐步入小康水平，户籍制度会逐步放开，发展小城镇成为农村社会未来的目标，高校扩招的同时收费也在增长，凡此种种，无不作为新闻媒体的焦点，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农村教育问题却使农民翘首企盼的税费改革陷于困顿，乃至被推向绝境。农村税费改革被迫再度深入试点，全面推行却似遥遥无期，农村教育滞后成为妨碍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的阻力。在此繁复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确实有必要拷问：农村教育怎么了？我们的教育研究者与实践家能为农村教育做什么？
　　著名作家韦君宜在《忆大寨之游》中算了一笔发人深省的账：当年，大寨在抗旱时，一个人一天要走40千米山路，但只能浇20棵庄稼。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谁都会认为这是不合算的，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种不正常反而属于“正常”，当时的人们不仅能普遍理解，而且大都自觉地这么去想、这么去做。我们也不要深责那些借有利于己的机会登台出乖露丑的角色，那种跳梁小丑是无论什么年代都会有的，不足为奇也不足深责，谁叫你们听信他的主意、计策？应该感到惭愧、汗颜的是我们的一些干部、知识分子，整天跟着那些丑角去参观访问，随着帮腔作势，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撰文……这么些人干了些什么？明明是百业萧条，人心不齐，偏偏要讲“形势大好”“一天比一天好”。对此，我们必须引为前车之鉴。既然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和社会问题的先觉者，既然农村教育确实还有那么多的问题存在，还没有被人们普遍认识、理解与解决，我们就不应回避矛盾，而应知难而进，把这在农村教育上的“盖子”掀起来！盛世只有不避讳“危言”，才能永葆长盛不衰。
　　笔者来自农村，虽然乘恢复高考的春风跳出了农门，但是仍对农村、农村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总想为农村教育出点力。于是在读大学时就留意农村教育改革，有意识地阅读了陶行知的文集，并借机参观了陶行知纪念馆、晓庄师范学校等，深受教育。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又认真研读了梁漱溟的文集，对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教育有了大致的了解。在对前人改造中国农村教育的不懈探索深表钦佩的同时，更感受到了社会的现实压力。众所周知，解放前的乡村教育运动多从社会改良的角度进行，并没有认识到社会问题的本质所在，难免心存高远而实践乏力，抓住了皮毛而丢掉了本质。但新中国成立至今，为什么我国的农村教育依然落后于城市教育，依然与农村生活相隔膜，其中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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