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后，我了解到阿格西教授已经来过博物馆，但又走了，而且数小时内不会回来。我的同学们太忙，不能与之继续交谈以免妨碍他们。我慢慢取出那条令人憎恶的鱼，带着无助的感受再次盯着它看。我不能使用放大镜，不能使用任何类型的仪器。我的双手，我的双眼和这条鱼，没有比这更狭隘的活动范围了。我把手指探入它的喉咙，感受它的牙齿有多锋利。我开始数每排有多少片鱼鳞，直到我确信这样做太无聊。*后，一个愉快的念头闪现——我可以描绘那条鱼。当时令我惊讶的是，我开始发现这条鱼身上一些新的特征。此时教授回来了。
“不错，”他说，“铅笔是*好的眼睛之一。同样，我很高兴看到你把标本保持湿润，瓶盖也塞好了。”
在说完这些鼓励的话后，他加上了一句：
“恩，它像什么？”
他聚精会神地聆听我简要地叙述那些我还叫不出名称的部分的结构：拱形的腮，能移动的腮盖；头上的孔，厚厚的唇和没有眼睑的眼睛；侧线，刺状的鳍和叉状的尾巴；扁平、弓形的鱼身。当我说完，他等了一下，似乎期待更多，然后带着一丝失望说到：
　　“你看得不够仔细，”他继续更殷切地说：“你甚至没有看到这种动物*明显的特征之一，跟这条鱼本身一样，它清清楚楚地就在你面前；再看看，再看看！”他又走了，把我留在懊恼之中。
　　我感到伤自尊，我感到郁闷。还要再看这条丑陋的鱼！但现在我决心给自己布置任务，而且新发现一个接一个，直到我体会到教授对我的批评是多么公正。下午过得很快。要结束时，教授问道：
　　“你现在看到了吗？”
　　“没，”我回答说，“我确定我没看到，但我看出我先看到的是多么的少。”
　　“还不够好，”他诚恳地说，“不过我现在不会再听你说，把鱼放好回家，也许明天早上你会回答得更好。在你看鱼前我会考察一下你。”这就让人感到不安了。我不仅必须整夜想着那条鱼，在没有对象放在我面前的情况下，我得研究我不知道的，但又*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同时，在没有检查我的发现的情况下，我必须在第二天精确地描述一下它们。我的记忆力很差，因此我带着这两个困惑，心烦意乱地沿着查理士河步行回家。
　　第二天早上，教授那热诚的问候让我感到安心，这里有个人，似乎跟我一样急切地认为我应该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
　　我问道：“您是否指的是那条鱼的两侧是对称的，器官也是配对的？”他那满怀喜悦的“当然！当然！”令我觉得头晚数小时的失眠是值得的。在他极其愉快且兴致勃勃地——他经常这样——谈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后，我试探性地问他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哦，盯着鱼看！”他说，接着再次离开了，让我自行其是。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他回来了，听取我的新记录。
　　“很好，很好！”他重复说道，“但那还不是全部，继续。”连续三天他都把鱼摆在我面前，不准我看其他东西，也不准我使用任何人工设备。“看，看，看”是他重复的指令。
　　这是我上过的*好的昆虫学课，它的影响延伸到后来的每一项研究的细节中；它是教授留给我、也留给许多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其价值无法估量，买也买不到，我们也离不开它。
　　我们劝那些想开展有意义调查的人采取类似于阿格西教授要求的那种态度（尽管我们会发现，自然主义调查者要与人类的语言和意义打交道，他们的任务远比考察一条湿透的鱼要复杂得多）。对博士生来说，学位论文很可能是他们要做的**项重要的独立研究，这种态度尤其重要。对于其中的一部分学生来说，学位论文是研究生涯的**步，他们在学位论文研究中培养的习惯和态度很可能就是他们以后做研究的习惯和态度。本书中用作范例的很多研究都是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可能对那些处于此阶段的人来说尤其有用。
阿格西教授的教学态度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同样也有启发性。他并没有为学生制定一套可以遵从的规则和程序，他只是告诫：“盯着你的鱼看！”然而，并不是学生的所有观察都有同样的价值。观察的有效性源自于摆在学生面前的那条湿透的、无生命形式的鱼和从那些观察出发的逻辑引申。这非常类似于我们要在本书中提出的过程。观察、记录、分析、反思、对话和再思考这样一些过程，都是我们力图提出的调查过程的核心部分。所有部分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被观察事件所在的语境。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进一步考察语境的重要性。
　　社会环境中的调查
在本书的这一开篇章节中，我们简略地提到善于人类互动研究的调查者在工作中经验到的某些挫折。这些挫折似乎不完全源自其调查领域的复杂性，更是源于一种盛行的调查模式，该模式不允许使用某些潜能巨大的调查工具和程序。本章探索某些已被试验过的候选程序，并且简要地描述一下当前对调查范式转换的看法。结尾简单地考察了社会语境在做自然主义研究中的关键作用。
在《运动心理学家》（The Spart Psychologist）的一篇文章中，马腾斯（Mar-tens，1987）讲述了他自己作为调查者的经历：
　　我用研究所学到的科学方法研究运动心理学大概有十五年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这些方法越来越感到不满，不是因为我对研究现象缺少兴趣，因为现在我越发着迷于运动心理学的题材。事实上，我变得不满于用来研究我们领域中的现象的那些方法，但我并不完全知道是为什么。我不能理性地说明原因，但是就情绪而言，对于忠实地理解人类行为来说，这些方法并非“似乎是正确的”（P.29）。
稍做调整，马腾斯的叙述就很可能描绘了许多调查者的经历，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就是人类行为和该行为发生的环境。教育组织的学生经常失望于“*好的”调查方法在获得重要问题的答案上的无助。如果马腾斯的感觉是正确的，如果它反映了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生的普遍困境，那么它暗示的是，被看作是“*好的方法”不够好。
在《社会公益服务评论》（Social Service Review）的一篇文章（Heineman，1981）中，海涅曼提到社会工作领域中方法论和设计的影响：
社会工作调查的盛行模式设置了调查设计层次，它涵盖了整个的范围，从*不 科学的到*科学的，而且依它们满足预测标准及随带要求——比如实验操作、控制组和随机化——而得到排列（P.374）。
　 她继续说到：
问题不是这些关于构成好科学和好社会工作调查的假定从不导向有用的知识，而在于它们是被规范性地使用，而非描述性地使用，来规定某些研究方法论和禁止其他的方法论（P.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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