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自心:章太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更生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习 1. 本书是对章太炎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的一个全面扼要而清晰的展示，在太炎先生诞辰150年之际推出正当其时。 2. 本书将章太炎的思想学术贡献放在整个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强调了章太炎开中国道路之先声的自觉意识。 3. 本书由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姜义华先生作序。

自国自心:章太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更生 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思想文化领域出现巨大的变革。作为著名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在清末民初，广涉东方与西洋的学问，根植华夏历史的国情，全面而富有原创性地阐释中国传统思想与学说，使其重新焕发活力，成为未来中国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他认为中国人的治学应从“自国自心”出发：既不可故步自封，率由旧章；亦不能自弃立场，舍己从人。他的思想遗产，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充分发掘与阐扬。

自国自心:章太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更生 目录

导论

研究缘起

相关研究论著回顾

方法与思路

章太炎学术思想之形成与旨要

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批评

扬弃西学与反思东学

章氏国学之旨要

《齐物论释》中的学术文化观

结语

《教育今语杂志》与章太炎的学术实践

一、《教育今语杂志》的创办经过

二、言说与批评之对象

三、章太炎的教育理念

四、结语

语言文字之学与章太炎对中国文化的论述

中国文字的近代危机

语言文字与民族性

语言文字缘起、转注与假借的意义

整齐方言之道

结语

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对道法政论之阐释

《非黄》中的法家思想

“不尚贤”与“分异政俗”

《检论》中的道法思想

结语

章太炎的典章制度之学

思想背景

论述中国历代制度之特色

关于“科道制”的论争

章氏典章制度之学的同声相应者

结语

章太炎晚年对“修己治人”之学的阐释

一、章氏“修己治人”之学产生的思想背景

二、修己之道：表彰王学与提倡读经

三、读史以致用

四、结语

结论

附录：

《国故论衡》何以名“国故”——一个推测性的分析

世变与学变

自国自心:章太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更生 节选

一、 语言文字与民族性 语言文字为世人借以沟通表达自己观念想法的媒介，寰宇各国林立，语言彼此不同。在章太炎看来，“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这一认识，与他当时对民族主义的宣扬息息相关。章太炎指出：“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而关于如何界定“民族”，他坚持“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强调一个民族的形成，乃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居于一地之人通过彼此的交流与了解，有了共通的群体意识，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因此形成民族，及至近代，遂以在延续共同体的基础之上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奋斗目标。“民知国族，其亦夫有奋心，谛观益习，以趋一致。如是，则向之隔阂者，为之瓦解，犹决泾流之细水，而放之天池也。”在此前提之下，“国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觉心，有是心，所以异于动物。”本此见解，他视语言文字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在致力于“用国粹激动种性”之时，他强调：“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 关于作为“历史”之一的语言文字，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 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因为造字时代先后不同，有古文大篆没有的字，独是隶书有的；有汉时隶书没有的字，独是《玉篇》、《广韵》有的；有《玉篇》、《广韵》没有的字，独是《集韵》、《类篇》有的。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且如《说文》兄、弟两字，都是转注，并非本义，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还没有兄弟的名称。又如君字，古人只作尹字，与那父字，都是从手执杖，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专是家族政体，父权君权，并无差别。其余此类，一时不能尽说。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若不是略知小学，史书所记，断断不能尽的。 章太炎在清末对社会学极为关注，与人合译《斯宾塞尔文集》、又翻译日人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会学》，在重订本《訄书》中，他征引或转述过的社会学理论甚夥，并一度非常仰慕积极引介社会学的严复，自认堪比“嵇康之遇孙登”。在这里，他认为文字与社会演进关系紧密，通过考察每一个汉字形体的变迁，可以明晰当时的社会状况，“推见事物建置的先后”。他在《官制索隐》一文里，通过考释相关文字的本义与衍生义，论述上古时代天子宫殿位于山中，便是在借分析文字推测古史。 值得注意的是，与章太炎相似，刘师培在清末也颇热衷于通过文字演变证明“社会原理”。在《小学发微》一文里，他以文字繁简，窥测进化深浅，章太炎称赞此文“可谓妙达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并视刘氏为讨论斯学的同志。不过在刘师培看来，产生于近代欧洲的社会学，“凡治化进退之由来，民体合离之端委，均执一以验百，援始以验终，使治其学者，克推记古今迁变，穷会通之理，以证宇宙所同然。”因此“欲社会学之昌明，必以中土之文为左验。”具体言之，“察文字所从之形，一也；穷文字得训之始，二也；一字数义，求其引伸之故，三也。三例既明，而中土文字，古谊毕呈，用以证明社会学，则言皆有物，迥异蹈虚。此则中土学术之有益于世者也。”质言之，中国文字的价值，乃是附属于社会学之中，考论前者流变之迹，是为了证明后者具有普世性，而非通过研究中国文字本身，能呈现出中国文化独特的价值。反观章太炎，他在1906年之后，开始反思西学是否具有普世性，认识到人文万象不同于自然，不能根据某地学说来评价、定义四海之内的历史与文化，否则不但削足适履，甚至造成媚外心理。因此他虽然依旧借语言文字考证中国上古史事，但其出发点是证明中国文化独特的发展道路，总结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在治学出发点上，已与昔日的革命同志刘师培截然不同。 在精通西学的严复看来，“夫将兴之国，诚必取其国语文字而厘正修明之，于此之时，其于外国之语言，且有相资之益焉。”是故“居今日而言教育，使西学不足治，西史不足读，则亦已矣。使西学而不可不治，西史而不可不读，则术之*简而径者，固莫若先通其语言文学，而为之始基。”更有甚者，“夫公理者，人类之所同也。至于其时，所谓学者，但有邪正真妄之分耳，中西新旧之名，将皆无有。”在急于获取新知的状态下，他劝当时的有识之士应主动学习外语，所谓“公理”，置诸在清末的语境里，基本上也多指西方的思想学术。相形之下，中国语言文字的地位每下愈况。高凤谦指出，中国文字多为“美术之文字”，实用价值有限，长期浸淫其中，导致中国“人材消歇，百业不举”，欲救此弊，须扭转观念，提倡“应用之文字”，摆脱中国文字造成的“重文之风”。 针对这一风气，章太炎强调，中国语言文字展现本国民众独具的思想与情感，这一点任何他邦文字皆不能替代， 文辞的根本，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究竟甚么国土的人，必看甚么国土的文，方觉有趣。像他们希腊、梨俱的诗，不知较我家的屈原、杜工部优劣如何？但由我们看去，自然本种的文辞，方为优美。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 阅读本国文字书写的文学作品，与阅读域外之作，在章太炎看来内心感觉并不相同。这是因为本国文字表达了本国特有的情感，乃民族性之呈现，借助绵延不绝的文字代代相传，能够引起后世之人的强烈共鸣。在讨论中国古代诗歌之时，章太炎认为上古诗歌“由其发扬意气，故感慨之士擅焉。”他强调只要发于至诚，为真情实感的流露，那么中国文字能表达广大民众的心声： 夫致命遂志，与金鼓之节相依。是故史传所记，文辞陵厉，精爽不沬者，若荆轲、项羽、李陵、魏武、刘琨之伦，非奇材剑客，则命世之将帅也。由商、周以讫六代，其民自贵，感物以形于声，余怒未渫，虽文儒弱妇，皆能自致。至于哀窈窕，思贤材，言辞温厚，而蹈厉之气存焉。 在章氏看来，上古时代中国犹有尚武之风，民多慷慨激昂之气，言为心声，因而诗歌多蹈厉奋发之气，这一点并无阶层之别，中国文字作为一种抒发民众情感的民族语言，在这里体现得至为明显。后代文辞衰微，一方面由于文字远离民众性情，辞气流于虚伪；另一方面由于小学窳劣，文字使用凌乱杂芜，这样才以一种毫无生气的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与《新世纪》杂志诸人辩论中国不能使用万国新语时，章太炎对中文作为一种民族性语言进行更为深入的阐释。在鼓吹万国新语者看来，中国文字文象形字，较之西洋文字以字母为主，已属落伍，加之域外思想日新月异，中文沾染中国文化保守、落后的特点，难以跟上时代步伐，不能传递新思想。既然先进国家都已渐渐开始推广万国新语，那么作为文明后进的中国，更不能自外于此。针对这些论调，章太炎撰写《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回应。他指出，万国新语本以欧洲文字为标准，代表欧洲文明诸特征，而世界上犹有其他文明存焉，并非前者至高独尊。正所谓“风律不同，视五土之宜，以分其刚柔侈敛。是故吹万不同，使其自已，前者唱喁，后者唱于，虽大巧莫能齐也。”各国文字反应各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不能强制性的以某一地域的文字为标准来取消差异，整齐划一。至于识字率的高低，主要在于该国是否实行强迫教育，而非和语言文字本身的良莠有关，所以对待这一问题，不可如此鲁莽灭裂。 具体到中国的语言文字，章太炎强调它的形成与流变，古今一脉相承，其间的转折变化，皆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进行，汉字的代代相传，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因此他指出： 今世语言，本由古言转蜕，音声流衍，或有小殊，而词气皆如旧贯。今人读周、秦、两汉之书，惟通小学者，为能得其旨趣。此由古今语异，声气渐差，故非式古训者，莫能理董，其词气固非有异也。魏、晋以降，略晓文学者，能读之矣。里言小说，但识俗字者，能读之矣。自宋以降，略识助字者，能读之矣。是无他，词气本同，故通晓为易耳。今若恣情变乱，以译万国新语则易，以读旧有之典籍则难。凡诸史传文辞，向日视而能了者，今乃增其隔阂。语言之用，以译他国语为急耶？抑以解吾固有之书为急耶？彼将曰：‘史传者，蒿里死人之遗事；文辞者，无益民用之浮言。虽悉弃捐可也。’不悟人类所以异鸟兽者，正以其有过去、未来之念耳。若谓过去之念，当令扫除，是则未来之念，亦可遏绝，人生亦知此瞬间已耳，何为怀千岁之忧，而当营营于改良社会哉？纵令先民典记，非资生之急务，契券簿录，为今人所必用者，亦可瞀然不解乎？方今家人妇孺之间，纵未涉学，但略识千许字，则里言小说，犹可资以为乐。一从转变，将《水浒传》、《儒林外史》诸书，且难卒读，而欢愉自此丧，愤郁自此生矣！彼本意以汉文难了，故欲量为革更，及革更之，令读书者转难于昔，甚矣其果于崇拜欧洲，而不察吾民之性情士用也！ 章太炎坚持，语言文字的首要任务，在于能借助它来了解本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具有浩瀚丰富的典籍，此乃中国文化的结晶，正因为中文古今一脉相承，因而只要习小学、明训诂，即能阅读古书，将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一代一代相传下去。只有在充分继承过去历史积淀的基础上，才能开新创造。汉语不只为文人学士所独擅，而是传递并呈现了广大中国民众的喜怒哀乐，为日常生活中处处不可缺少之物。提倡万国新语者由于歆羡近代西方文明，遂东施效颦，急于在语言文字上模仿后者，而不顾中国文化共同体本身的传承与发展，甚至抱以鄙夷的态度，此乃本末倒置。 犹有进者，鼓吹万国心语者认为中国文字可以用前者翻译，且意涵清晰明确，在广泛推广之后，沟通与交流并无障碍。但在章太炎看来，中国特定的思想观念产生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实践之中，必须用中文方能清楚表达，难以与其他语言互译。对此他说道：“杜尔斯兑氏言：中国‘道’字，他方任用何文，皆不能译。夫不能译者，非绝无拟议之词也。要之，封域大小，意趣浅深，必不能以密切。猥用彼语以相比况，将何以宣达职志，条鬯性情？此盖悲一‘道’字而已，其用于屈伸取舍者，某宣教师亦为余言：汉语有独秀者，如持者，通名也。高而举之曰抗，俯而引之曰提，束而曳之曰捽，拥之在前曰抱，曳之自后曰拕，两手合持曰奉，肩手任持曰儋，并力同举曰台，独力引重曰扛，如是别名，则他国所无也。今自废其分明者，而取他之掍合者，言以足志，宜何取焉？”本来中文具有复杂的词汇，代表不同的意涵，如若以万国新语替代，那么许多观念与行为将难以表达，反而会造成词汇的枯竭。不特此也，文学作品为民族情感的流露，中文的音韵特点，使得中国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节奏句度”，以此感人至深，引起共鸣。如果不顾及此，以其他语言翻译，则“本为谐韵，转之则无韵；本为双声，转之则异声；本以数音成语，转之则音节冗长，失其同律。”造成“杜绝文学，归于朴僿”的境地。 在这里，章太炎通过反驳鼓吹万国新语者的理由来阐释中国语言文字体现了中国的民族性。不过他的这些主张，并不能说服醉心于万国新语者。吴稚晖坚持认为“语言文字，止为理道之筌蹄，象数之符号”，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其并无民族性存焉。万国新语“根希腊、拉丁之雅，故详审参酌，始每字能删各国之不同，以定其精当之一。”正因为它象征着普世性的“公理”，消除世界各地的差异性，“潮流”所趋，中国人学习万国新语，“无往不得其交通之便利”，“一若今之珍视英德法语”。反之，“中国人守其中国文，尤格格与世界不相入。”因为中国语言文字乃是“古世椎轮大辂、缺失甚多之死文，及野蛮无统之古音”，所以章太炎强调的中文所代表的中国独特的观念与实践，在这里将显得无足轻重。如章氏所举的“道”字，在吴稚晖看来，“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故亦无需为之密求其意味。” 面对这番论调，章太炎复撰文申论。他警告鼓吹万国新语会导致“民无感怀邦族之心。”因为“民族区分，舍语言则无以自见。”语言文字绝非仅为交流与沟通的工具，而是带有强烈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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