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之国-政治.哲学论集 本书特色

内容推荐 本书收录了著名学者丁耘先生近年散见的论文、评论、演讲、访谈、序跋等，其中有的从未公开，全书之文，皆应机而作，而隐然有主旨及新方法论存焉，即以“政治哲学中的中国人问题”为主旨、以“文明论的政治哲学”为新方法论。

中道之国-政治.哲学论集 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儒家复兴，躬逢其盛，虽不敢公然以儒家自居，且于时儒高论，偶有微词。然因所论颇涉诸儒议题，虽多有异同，蒙论者不弃，亦忝列当代儒家之中，惭愧而已。惭愧之余，亦不拟因他人以我为儒，便曲意阿之，不敢直抒胸臆。如有冒犯，还望谅之。 ——丁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本书作者） 在中国转型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些严肃而超越俗见的观察和分析，这就要求论者有扎实的理论素养和悲天悯人的胸怀，丁耘的许多作品，都体现出这样的特质，即反对向壁虚构，而立足中国的文化传统，立足中国的政治格局，探索独特的发展路径。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丁耘对中国之道的思考，有着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重要的现实关切。他调动古今中西不同的思想资源，并在其中自如地穿梭，其历史叙述和哲学分析错落有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在沟口雄三的影响下，发挥梁漱溟对中国问题及中国建国之路的探讨，提出了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 ——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道之国-政治.哲学论集 目录

录

引论政治哲学与中国-中国人问题——从文明学说出发的古今中西问题

**编中国人问题的现在、过去与未来

我们现在如何做中国人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西学研究的“中国意识”——从文明自觉的视野看

在21世纪如何研究五四运动

文化的“五四”与政治的“五四”

从两个三十年到三个三十年——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

论中华政制——儒法关系对现代中国的意义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天安门广场的政治地理学

中华传统与当代中国

中华传统与当代中国学术

2049年的中国

第二编政治哲学与中国问题

斗争、和谐与中道——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论中华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基础

矛盾论与政治哲学

德性、阶级与政体——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学说出发

罗马法何以可能

哲学研究与古今中西问题——我的复旦之路

第三编中国之道初论

《大学》诠释与现象学

启蒙与儒家——对中西“理性”观之历史的-哲学的考察

生生与造作——论哲学在中国思想中重新开始的可能性

后记

中道之国-政治.哲学论集 节选

　　《中道之国：政治·哲学论集》：　　　　古今中西虽已被铸为一体，其内在划分方式则并不单纯。大体来说，中/西产生于文明论的划分，而古/今产生于政治哲学、普遍历史哲学也可如黑格尔那样称为世界历史（世界通史）哲学。虽然黑格尔在此名义下列出了四个“世界”，但世界精神只有一个。世界通史哲学的主体只是一个，无论其为精神或生产力。但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其叙述主体则以诸文明为始。雅斯贝尔斯暗示说，那种唯一的普世历史观来自基督教，但不会被非基督教的文明所接受。参见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7页。以及（宗教）社会学的划分。对于西方现代文明而言，“古今”问题完全压倒了其“中外”问题。虽然其历史包含复杂的“中外关系”建构过程，但西学主干只是“古今”问题。只有将政治哲学等与文明论交织起来，将“古今”之分施于西方之外的文明，才会产生完整的古今中西问题。在每一个文明天然本位的意义上，每个文明都可自称为“中”，正如每个人都可自称为“我”。在大“古今中西”这个表述中，“中”指本位，不特指中华。　　“古今中西”问题是普遍的，虽然非西方文明更能体会其普遍性。出入此同一问题域，则有不同取径。如以政治哲学、世界通史哲学以及社会学为主，则此问题领域的内在导向是：以古今取向统摄诸文明问题。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施特劳斯即如此。在此方向上，则可提出“犹太人问题”、“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不同宗教进入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可能性问题”。与“犹太人问题”相仿，“中国人问题”的提出是政治哲学古今问题意识处理非西方本位文明的结果，它与历史唯物主义或韦伯宗教社会学的提问方向大体一致，但着眼点不同。对于现代性的把握，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资本的流动、扩张特别是正在生成的唯一世界市场为本，宗教社会学以合理性为本，政治哲学乃以自然/律法之张力为本。三者皆均可含有对诸文明的概括。其中马克思主义虽然较弱，但可以物质生产的统一性与符号-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的复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入手，发展出诸文明与全球资本主义关系的学说。参见丁耘：《中国崛起时代如何重新思考现代性》，载《学术月刊》，2014年第6期。宗教社会学对此用力虽多，但仅以入世/禁欲/合理性三条宗教划分标准把握文明，有机械之嫌、意必之弊。唯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以“律法（nomos）与自然（physis）的张力”，以简驭繁，即将一切文明与现代的关系笼罩其中，但其立意之高，又超越了单纯的现代性证成，自无宗教社会学的“意必”之憾。其殊胜在于对诸文明之律法与“超文明”之自然有内在的把握，而其弊则在于对诸文明之同异关系无进一步观察，均以“律法”概括，流于笼统。其内里实以古希腊与犹太（所谓雅典与耶路撒冷）为本位，是虽无“意必”，而偏“固我”矣。　　另一方面，如从推阐得当的文明论出发，则可一并去掉“意必”与“固我”。盖既不以“现代”为标的，亦不必以希腊文明为本位。在“古今”之外，文明论颇可颠倒发问云：为何古希腊、罗马、犹太文明的苗裔发展出了现代性，此现代性的条件、结果与局限何在？其他文明对现代性可持何种态度？除卷入现代化外，其他文明可为人类反省、限制、引导现代性贡献哪些可能性？如此等等。但所有这些问题，都取决于文明论能否内在、真切、具体地观察与阐释诸历史文明。此间微妙重要、充满风险，它虽是文明论可以超越政治哲学及社会学之处，但也是文明论容易滑向纯粹历史学或某类阐释学的历史主义陷阱之处。　　克服历史主义的方便法门是调和、安顿各历史文明自身内蕴的超文明之道（例如希腊人所谓“自然”或“宇宙”）。而据自然阐释“自然”，正是、只是哲学之事。在特定文明语境内阐释自然，则是政治哲学之事。在诸文明格局下，在“古今中西”的整体问题领域内调和、安顿诸“自然观”（未必出以“自然”之名），使天命自显、天地成位、万物/诸神/部族及人皆各得其所，则是绝无仅有的思之大事（Ereignis）了。自尼采、施宾格勒、海德格尔以来的西方思想史，自康有为、梁漱溟、章太炎以来的中国思想史，无不暗自憧憬这一大事。　　此事非同小可，在方法与表述上，需要以审慎、弘毅、广博、透彻、坚忍之态度从容抉择。此处姑且尝试提出，以结合文明论与政治哲学的方式，在清洗文明论的历史主义危险和政治哲学的希腊-现代中心主义危险的基础上，给出新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是文明论与政治哲学在一个新历史时刻的交汇。对于本世纪初勃兴、而现已陷入僵局的“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而言，这个新方法论——文明论的政治哲学——提供了新生的希望。这也是本书理解、表述、展开和处理“中国人问题”的基本方法。　　此方法现在提出，正当其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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