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王说：“楚国获胜。”

　　孟子说：“既然如此，那就表明，小国肯定不能战胜大国，人数少的肯定不能战胜人数多的，力量弱的肯定不能战胜力量强的。现在天下方圆千里的地方有九块，而齐国只占据其中的一块。想要凭借这一块来制服其他八块，与邹国想要战胜楚国，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为何不从根本着手呢？现在大王如果能施行仁政，使天下的官员都愿在您的朝廷里任职，农民都愿在您的土地上耕作，商人都愿在您的集市中交易，旅客都愿在您的道路上来往，各国痛恨其君主的百姓都愿赶来向您控诉，这样的话，谁又能抵抗您呢？”

　　宣王说：“我糊涂，不能深入体会这些道理。希望先生辅佐我达成志愿，明确告诉我该怎样做。我虽然不聪明，也能试着去做。”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恒定的心理，只有知识精英才能做到。至于普通民众，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就不会有恒定的心理。而如果没有恒定的心理，他们就会胡作非为，违反道德，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等到他们犯罪之后，再去施加刑罚，这是在陷害民众。仁慈的君主当政，却做出陷害民众的事情，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因此，贤明的君主划定人们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育妻儿，在丰收的岁月里可以温饱，在饥荒的岁月里也不至于死亡，进而诱导他们走向善良，因此民众很容易听从。现在大王您为民众划定的产业，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抚育妻儿，在丰收的岁月里还要困苦，在饥荒的岁月里难免死亡。这样的话，每个人全力去救助自己的生命，尚且害怕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去讲求礼仪道德呢？

　　“大王如果要施行仁政，为什么不回到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呢？在五亩大的院落里种上桑树，年满五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绵。鸡、狗、猪等家畜按时喂养、照料，年满七十的人就有肉可吃了。方圆百亩的田地，假如不被夺去耕种的时间，那么八口之家就不会忍饥挨饿。注重学校的教育，再三强调孝顺父母、尊敬长者的道理，那么须发斑白的人就不至于背负着重物在道路上苦苦奔波了。年迈的人可以穿上丝绵、吃上肉食，普通百姓不必忍受饥饿与寒冷，做到这些还不能使天下归服的人，从来没有过。”

　　解读

　　这章文字内容相当丰富，而孟子的政治思想由此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展现。归纳起来，孟子所论围绕三点展开，即执政者的道德意识、政策方略和其主观目的。他通过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儒家理想政治的基本框架，劝导宣王推行以“仁”为核心的王道，拒斥当时所流行的霸道。

　　宣王对于齐桓公、晋文公心存仰慕，决心效法二人，创建自己的霸业，因而向孟子询问他们的事迹。孟子却以为，与上古时代的圣明君主相比，春秋霸主的功绩终究只是一时的权谋，并不值得称颂。他劝导宣王志存高远，不要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王道的实现，必然要以执政者的德行为根基，而在政治领域内，领导者所应具有的德行无非是安抚百姓。凭借一国的实力来统一天下，其中的阻力无疑是非常巨大的，但是通过分析历史的法则和人心的向背，可以发现，只要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保障他们的利益，进而获得他们的支持，就能克服任何阻力，无敌于天下。

　　宣王怦然心动，但却不自知、不自信，怀疑自己缺乏安抚百姓的品格和能力。孟子深入分析宣王本人原先的行为，务求使他能够认识自我，确立自信。宣王曾因为一丝怜悯之心释放一头将要用作祭祀的牛，转而用羊代替。在孟子提起之后，宣王回忆过往，记得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想起自己当时的心理感受。这丝怜悯之心终究是短暂细微的意念，假如不清晰地把握，自然会被其他的意念掺杂、掩盖，泯灭其存在，因此孟子并没有急于往下引申，而是设想各种可能，反复追问，使其明朗。他描述了普通百姓对于这件事情的观感，以为宣王之所以放生，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出于吝啬。这样的揣测，并不足以使宣王困惑，但孟子未曾止步于此，他继续追问怜悯之心本身。假如说牛是无辜的，那么羊又有什么罪孽？到这时，宣王不能不怀疑自己当时的初衷，而怜悯之心也即将被抹杀。孟子立即向他说明，道德意识往往有一定的方式、方法相伴随，而这些方式、方法则成就着道德意识，将其落实，转变成道德行为。宣王那时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所以通过以羊代牛的方法来成全自己的怜悯之心，在孟子看来，非但宣王当时的慈悲之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所采用的方法也与“君子远庖厨”的礼仪规定暗相符合。

　　宣王的良知未曾泯灭，因而也没有什么变态的心理。他固然希望使百姓生活安定，也期待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但以为自己有不得已的苦衷，只能通过战争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孟子故意假设不大可能的情形来试探宣王，剥离那些附着于其主观意愿上的尘埃。普通人常常感觉自己的欲望未能得到满足，因而沉迷于物质的享受，追求感官的愉悦，*终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但是百姓的供奉，足以使宣王不为这些担忧。这样，他的志愿就得以明朗，目标也得以明确，只能是统一天下、称雄于世。在此基础上，孟子进一步分析达成目标的方法。宣王将穷兵黩武视为达成目标的唯一方法，甚至于为此舍弃良知，但孟子却指出，穷兵黩武非但不能达成他的目标，反而会使他一败涂地。

　　宣王已然被孟子说服，但他也明白，徒然凭借道德意识并不足以实现伟大的功业，只有通过周详、完备的方法体系加以辅助才可以。人们的言行总是在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而执政者要寻求民众的支持，就应诉诸他们的意识。可以说，儒家的行政体系，完全围绕人的意识而展开。但是，人们的意识却由其经济状况所决定，因此执政者首先应当改善治下百姓的经济基矗在说明仁政的基本原则之后，孟子转而陈述具体的方法体系。历史上，贤明的君主已经为此设定了基本框架，只要根据时代的变迁，批判地继承，就不难构建起适合于现在的政策。归纳起来，无非两点：给予民众相应的生产资料，从而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化，辅助他们具备健全的人格，使其情感需求得以实现。孟子以为，君主只要切实做到这些，就能在人民的支持下，完成统一天下的目标，建立不逊于圣人的功业，而这也正是他本人道德意识的自我成就、自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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