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也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前提，就是那本厚达650页的传记，它记录了德勒兹与其屡次合作者菲利克斯·瓜塔利（Félix Guattari）二人的生平。尽管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的这本《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瓜塔利：交错人生》（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Biographie croisée，2007年出版；英译本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2010年出版）存有些许争议，但对任何一位迫切想要了解德勒兹生平巨细的读者而言，他们的渴望还是能够从中得到满足。然而，多斯的那本浩繁巨制和我这本传记有诸多不同，篇幅长短并非唯一的区别，二者在方法论、目的和信念上都不尽相同。其中有两点不同之处我还需要给予特别说明，因为它们对于理解我写此书的志向和局限至关重要。显然，这两本书的相异之处首先在于：多斯的书对德勒兹和瓜塔利二人的生平都给予了关注，而我的著作只聚焦于德勒兹的生平。多斯对瓜塔利的关注在很多层面上都很重要，因为瓜塔利常常被置于德勒兹的阴影下。在批评话语中，人们提到德勒兹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在说他们二人的合著之作。这种倾向并非仅仅限于“后德勒兹瓜塔利”语境，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勒兹自己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如他在给瓜塔利的一封信中所写：“人们把你抹去，还让我变得抽象。”尽管这种倾向至今依旧存在，但瓜塔利本人的著作因其自身的价值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该语境下，加利·格诺斯科（Gary Genosko）是一位核心人物。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格诺斯科就一直在努力强调和阐明瓜塔利作品的重要性。多斯的传记很好地印证了奥斯本的判断：“这是对德勒兹瓜塔利思想第二次新兴的接受：瓜塔利思想研究；或者用哲学家埃里克·阿利耶（Eric Alliez）的话来说，这就是‘瓜塔利德勒兹效应’。”换言之，对瓜塔利的关注大受欢迎。

我们两人所作传记的第二个重大差异在于，多斯的研究大部分基于访谈资料，其中既包括他自己的，也有别人的。因而，他的传记翔实地呈现了德勒兹生活中众多不同的事件，促成了一本如此繁博详尽的双人传记，并丝毫不损读者的阅读兴致。你们将会看到，我会多次提醒读者参阅多斯所写的传记，以获得德勒兹生平中各色事件的详尽描述。基于以上考虑，的确会有些读者选择研读多斯的版本。您现在捧在手心的这本书，囿于篇幅之限，必然无法如此关注细节；再者，这也并非撰写本书的意图。对于此书，我的愿景在于将德勒兹的生平和著作共置于一个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讨论之中，这种讨论首先便是试图消除追求此目标所招致的哲学性摇摆。

撰写该传记的第三点问题就在于，我敏锐地意识到钻研德勒兹著作的专家不在少数，他们也都精通详悉其作品；他们肯定会注意到我遗漏的细节，可能也会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我所写的内容。基于本书的框架，我肯定无法满足所有读者的要求；我必定无法事无巨细地还原德勒兹的生活，也不能全面地展现其哲学思考。这本“小书”肯定无法囊括德勒兹所有的概念——因为他创造的概念确实不少。相反，在这本书中，我仅将焦点汇聚于德勒兹的部分概念，即一些似乎能与德勒兹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立起*富有成效的联系的概念。为成功找出德勒兹生平与其著作之间的关联，我决定先从其一个概念入手。这个概念就是配置（the assemblage［agencement］）。该概念缘起自德勒兹与瓜塔利，他们利用该概念重新思考个体（the individual）这个观念。他们二人认为，一次陈述绝非是个体的，相反，它总是集体的。力、身体、客体和界域（territories）共同组成由欲望驱动、具有特殊功能的暂时性配置。当组成这些力的成分加入了机器性（machinic），这些力便形成了配置。机器性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它在强调配置的非个人性（nonpersonal）与非人性（nonhuman）的同时，还揭示出配置是动态的。配置运作的动力不在于个体，而在于个体作为机件的联合。对此，德勒兹和瓜塔利解释道，配置具有双面性：“它一面是集体发声的配置；另一面则是欲望的机器配置。”配置这个概念排斥个体和个人这样的观点，它表明发声并不会反身指向一个主体，“而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共同体（community）应具备的功能”。

如果我们在德勒兹的传记中勾勒出其生平和著作，以此获悉它们是何以浮现、聚集并成为具有集体性功能的配置，那么，我们便有可能描述其一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借此阐释他的哲学。德勒兹声称，我们有办法用一个名称来表示贯穿个体的力度与多样性，而不是用它来指涉自我（ego）、个人（person）抑或主体（subject）。这并不是建立在屈服之上的哲学史之去个人化（depersonalization），相反，这种去个人化建立在爱之上，承认“独特性、字词、名字、指甲、事物、动物和小事件”，这些都聚集于这个名称之下。通过聚焦于这一系列的力、客体、身体和界域，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起作用的配置，找到配置的时间性和驱动它的欲望，才有可能知道它们如何诞生并不断出现、环复于德勒兹的一生与其著作。这本书因此可划分为若干配置：**部分题为“一个孩童”（A Child），这一章主要记录德勒兹早年的生活；*后一部分题为“一种生命”（A Life），这一章节主要写德勒兹的逝世；中间部分为三章，分别是“一名学徒”（An Apprenticeship）、“一段友谊”（A Friendship）和“一次实践”（A Practice）。这三章分别对应德勒兹著作的三个阶段：一开始，德勒兹的写作主要集中于早期的几位哲学家；随后，他开始与人合著，其中，瓜塔利就是他主要的合著伙伴；在*后一个阶段，德勒兹的创作主要专注于艺术和电影。我有意把每一章的标题都写成单数形式。其作用是强调每一部分所勾勒出的德勒兹的私人生活和学术生涯都是一个更大的背景中的奇点。

我的*后一丝忧虑就在于，我于此所作出的关于他人一生的诸多断言。对于德勒兹的一生，我的了解远谈不上完整，而且这些了解还全都源自一些二手资料。德勒兹的一生为其家人和朋友所珍视，他们必定知晓更多本书未能记载的内容。因此，我想强调，这部批评性传记并非基于对德勒兹亲朋好友的采访，其目的也不在于对其一生刨根问底，而是致力于在德勒兹的生平和作品之间建立一些成功的对话。不可否认，为德勒兹写这么一本传记其本身就有点“变味”，整本书所囊括的方方面面都与德勒兹的哲学观念相悖——用巴特的话来说，我的写作是在试图“封闭”（close）；倘若用德勒兹自己的话来说，我则是在“捕获”（capture）。这可能恰恰是引起我写作兴趣的原因。我将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说的对“嬉戏空间”（room for play）的寻找视作一次挑战。只有当我们试图去理解一位思想家的时候，这种空间才会显露。这并非要与其“思想要义相吻合”，而是要“将这位思想家引向另一条小径，并在那里消解他的声音”，以此来创造德勒兹所力求的语言中的异邦语言（foreign?language?within?a?language）。艾丽诺·考夫曼（Eleanor Kaufman）认为与德勒兹同行本身就是一次“精心的背道”，受此启发，我试图使这嬉戏空间成为可能。考夫曼指出，走进德勒兹的著作还有另外一条离经叛道却又屡试不爽的途径，那就是：老老实实地读他的文本，矢志不渝地运用他的概念，不过这却在根本上背离了他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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