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中国哲学学者，面对着因盛行的论述框架崩塌而来的不确定性时，他们都选择主动地无视或取消它。本文则主张另一种策略：把其他领域的知识与分析工具，融入中国哲学的研究当中。例如，我示范了如何在没有“书”“作者”等框架的情况下，做有意义的哲学分析。这种哲学分析是一种跨文本、问题主导的研究，去找出概念、文学、论证关系里的融贯与可诠释性。
　　早期中国并没有如今天的学科区分。受到早期文化的前学科特性启发，我提出中国哲学与汉学的结合。这个结合是一个发展“后学科”的契机。*近，学界发展出愈来愈多概念术语，去描述学科之间不同层级的互动。当中有“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互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ity）、“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后学科”（post-disciplinarity）等概念。概括而言，“多学科”预设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界线，并同时利用不同学科的知识；“互学科”容许学科之间的结合与调和，但仍承认了学科之间的界线，学科之间在这种结合与调和下会有很丰富的交流；“跨学科”认为，如果透过另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审视原有学科的话，能得到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原有的学科；“超学科”旨在结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并且*越所有它们之间的界线。
　　所有这些学科模式都源自对学术领域区分的不满。可是，尽管它们都不满于一种固定的、人为的学科界线，它们仍受限于学科领域区分的模式。就此，“后学科”则回归到早期文化的前学科，在整体的层面去做研究。“后学科”的研究者融合各种领域的知识与技术，容许各种崭新而可行的旁涉与协助，以把握各种构想与论域之间的内在连结。比起其他方法论，它对每个研究主题之间相互依赖性，也会更加小心处理。
　　“后学科”与其他学科类别的差异是，它拒绝承认在某个研究范围内（我的个案便是对早期文化的研究），存在着某种合法的学科界线。它采用的是一种问题主导的进路：“后学科分析始于在不管任何学科分类的情况下，辨认出某个个别问题。然后组织、发展和融合那些必要的概念、方法和知识去处理该问题。当中完全不会诉诸任何学科界线。基于这些理由，后学科进路亦会批判现存学科在认知上和存有上的限制。它明确地由问题主导，而非受学科所指挥。”拒绝了学科之间的合法界线，不代表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反学科的进路。反学科只会取消所有门槛，让一切都被容许，*终很可能只会带来折中主义和（或）矛盾。相反，取消学科的界线，是邀请我们采用一种由问题主导，而非受学科局限的进路。
　　后学科视野让学者能够把注意力放在现象的层面本身，而非那一套学者用来理解该现象的学科所带来的规范。正如专研旅行的学者Naomi Pocock出色的总结说：“学科可被视为‘一种加诸在研究上的人为框架’（Fuller, 2003, p. 1）。这框架会‘蒙蔽知识的生成’（Coles et al., 2005, p. 33），并代表着‘一种对（其）发展的演化性死胡同’（Sayer, 2001, p. 90）。跨越学科的界线能使学者挑战他们所属学科的理论与哲学假设。”如要打破汉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在早期中国研究方面的僵局，双方学者大抵都要采取“后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我看来，把后学科应用在对早期中国与早期文化的研究中，意思很简单：利用各种丰富而多元的研究进路与视野，以更好地处理一个主导问题。它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以学科的角度，尤其是学科之间（如中国哲学与汉学）的对立，去思考问题。我们应该利用所有资源，去创造出一个*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研究进路。在此意义下，后学科体现了适应能动性：每时每刻都按自己要处理的事情，调整自身的方法与研究进路。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16辑) 作者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于2005年成立，刘笑敢教授及信广来教授为荣誉主任，并由郑宗义教授及姚治华教授分别担任正副主任。中心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学者访问计划及出版期刊，致力于组织与推动新课题、新方法、新领域、新资料的探索与研究，提升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和促进学术交流。
郑宗义，1995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热爱教学与研究，信奉孔子之言：“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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