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本书特色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特色一：

奥地利著名哲学家、奥斯维辛幸存者、“大屠杀文化中的圣人”让·埃默里书写的一份超越问责与救赎的人性诊断。灾难过后，死亡营幸存者如何真正生还？意大利国宝级作家普里莫·莱维倾力推介。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特色二：

人的尊严是什么？我们需要多少个故乡？知识分子的受难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吗？让·埃默里在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对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写集中营生活，写自己所受的酷刑，写怨恨背后的哲思，也反思做犹太人的必然性与不可能。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特色三：

埃默里说：“我反抗，反抗我的过去，反抗历史，反抗将不可理喻的事情以历史的方式冷藏，以让人愤怒的方式歪曲。” 在埃默里所描述的令人吃惊的历史细节与难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读者能够以同样的节奏跟随他穿越这片他一步步点亮的黑暗。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内容简介

人的尊严是什么？我们需要多少个故乡？知识分子的受难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吗？让·埃默里在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对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写集中营生活，写自己所受的酷刑，写怨恨背后的哲思，也反思做犹太人的必然性与不可能。在埃默里所描述的令人吃惊的历史细节与难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读者能够以同样的节奏跟随他穿越这片他一步步点亮的黑暗。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前言

1977年新版前言

本书完稿已逾十三年。这十三年并不好过。只需要关注“大赦国际”的报道就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之可怖堪比历史上*糟的那段时期，那段既实实在在又疯狂无比的时期。人们有时会产生这样的幻觉：希特勒死了反而获胜了。入侵、攻伐、酷刑，将人彻底消灭，事情够多了。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智利，红色高棉在金边的强制迁徙，苏联的矫正中心，巴西和阿根廷的谋杀令，某些自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拆穿了自己的谎言，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反思第三帝国受害者的非人处境还算什么？一切不都已经过去？或者，至少要把我的文章重新修订一遍吧？

然而，在重读当年写下的东西时我发现，修订可能只是一个小伎俩，是为了时效性而付出的新闻式的代价。我不想修改这里说过的任何东西，只想略做补充。毫无疑问，无论我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恐怖，那些事实都无法被消除。尽管出版了许多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非常用心，类似的著作还将继续出版，但对我来说那些事实仍然没有得到解释，很可能它们根本没法解释： 1933—1945年，在德意志民族内部，在一个具有如此高超的智力、工业生产力和举世无双的文化财富，也是“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里，发生了那些我所记录下的事情。

将一切归结为单一原因的解释一点不起作用，甚至十分可笑。说在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 Treblinka）的象征编码中包含的是自路德以来，经过克莱斯特（ Kleist）和“保守革命”，直到海德格尔的德国精神史中已然存在的东西，说什么“德意志的民族性格”，这些都毫无意义。为了理解事实也不能就把法西斯主义说成晚期资本主义的极端形式。说《凡尔赛和约》将整个民族逐入纳粹牢笼的经济危机，这都是幼稚的借口。 1929年之后，其他国家也有大量失业人员，比如美国，但那里没有产生希特勒而产生了罗斯福。色当战役之后，法国也接受了“不光彩的和平”，也有查尔斯·毛拉[1]的大国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但在法国历史上令人瞩目的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对抗日益膨胀的军方势力、守卫共和国的人们。吉斯林、穆瑟特、德雷勒和莫斯利[2]都不是在民众的支持下夺得政权的，不是靠从一所可敬大学的校长到大城市贫民窟里每一个可怜的家伙都为他们欢呼来获得权力的。是啊，波茨坦集会[3]举行时，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在欢呼，全然不顾之前的选举结果。我就在那里。意气风发的年轻政治学家们不要向我讲述被他们的概念扭曲了的历史，对于每一个历史的见证人而言，他们的解释都显得格外荒谬。

历史写作只看到了个别方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见第三帝国的德意志森林。如此一来，历史自身作为概念也变得不合适了，我想到的只有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sauvage）中的一句话：“在物理因果链中，一切历史事件*终都消解了，‘历史’一词根本没有将它们当作自己的对象。”

一方面，在德国爆发的极端之恶实际上从未被解释清楚；另一方面，这种恶事实上就其全部的内在逻辑和让人诅咒的合理性而言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还原。尽管有智利、巴西，有红色高棉惨绝人寰的强制迁徙，尽管有苏加诺（ Bung Sukarno）对上百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屠杀[4]和希腊军政府成员的暴行。正因此，我们依然面对一个阴暗的谜题。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发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像法国的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那样为了生存而进行血腥杀戮的革命。这发生在德国。它仿佛从母腹里直接生产出来，是一个反自然的产物。所有经济的解释，所有让人失望的单向度的解释，比如说，德国工业资本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赞助了希特勒，都没有告诉见证者任何东西，就像关于启蒙辩证法的精致思辨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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