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 内容简介

　　《名家讲堂·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是在冯尔康教授近些年关于西方传教士、天主教与清朝政治关系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修订后的结集出版。　　《名家讲堂·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利用新公布的清朝档案史料、我国学者从西方搜集编译的档案史料和西方学者的新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康熙帝对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多方使用西士的表现与原因；康雍乾三帝尤其是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变化及原因；乾隆四十九年陕西教徒报引传教士大案等等。

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 目录

**章 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
**节 引言
第二节 康熙帝对西士的多方使用与主动招徕
第三节 康熙帝使用西士原因的初步分析
第四节 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的历史意义

第二章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中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容教令出台
——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看康熙帝政治
**节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以前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
第二节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中优遇传教士与伤害汉臣的两件事
第三节 浙江禁教的发生与状况
第四节 容教令的制定
第五节 余论：从中国天主教史看康熙帝政治

第三章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节 清代前期官民对天主教性质的认识及其原因
第二节 康雍乾三帝对天主教的基本态度与政策
第三节 康雍乾三帝对天主教与西方文明的认知与政策的特点及其差异
第四节 余论：中西文化交流高潮消退之原因与影响

第四章 "康熙帝与西洋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节 康熙帝对天主教教义的认同问题
第二节 康熙帝招揽西士之风中断原因之探究

第五章 雍乾禁教中天主教的传播与信众
**节 雍正二年、乾隆十一年的禁教
第二节 传教士的潜匿、潜入行教
第三节 传教士的传教方式
第四节 信徒的社会成分及其坚定信仰者
第五节 如何看待民间的宗教信仰

第六章 雍乾时期天主教徒的宗教情结
**节 教徒坚持信仰的执着表现
第二节 信仰的内涵、动因与宗教情结的产生
第三节 天主教在清代传播的民间社会条件及宗教因素

第七章 乾隆四十九年陕西招引西洋传教士案
——中国天主教徒网络圈刍议
**节 案件的概述与探讨
第二节 招引西洋传教士的信众基础——天主教在陕西传教概况
第三节 招引西洋传教士主谋及前期准备
第四节 蔡伯多禄运筹西洋传教士行程、盗案与发案
第五节 大范围搜捕、中央会审与结案
第六节 西洋传教士潜入内地失败的原因与朝廷的无奈
第七节 提出一个问题：清代的天主教徒联络网

第八章 清代前期江南天主教徒宗教活动与生活
**节 西洋传教士在江南的持续活动——教徒宗教生活背景
第二节 教徒宗教生活之一斑
第三节 文士与传教士交游及信教
第四节 女信徒的虔诚信教

第九章 清代前期安徽天主教史三题
**节 安徽天主教活动区域钩沉
第二节 西洋传教士在安徽的传教和安徽神职人员在外省的传教
第三节 安徽天主教徒在外省

第十章 清代前期西洋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人性格与中国政体
**节 西洋传教士眼中的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政体
第二节 西洋传教士捕捉中国人、中国政体特征的渠道及其观察方法
第三节 一针见血的褒贬与误解、误读杂陈

后记

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 节选

　　《名家讲堂·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　　乾隆四十八年（1783）春天，生活在陕西西安的天主教徒杜兴智和中国神父刘必约，为西洋传教士修缮好居处，秋天，教徒焦振刚、秦禄到广州做生意，求得去过意大利的福建人蔡伯多禄帮助，面见罗马教廷派驻广东的哆哕，请求派遣传教士去陕西，次年春天哆哕指派吧地哩映等四人赴陕，在蔡伯多禄安排下，闰三月从广州乘船，经过广西、湖南，于七月在湖北襄阳被捕，乾隆帝指示彻底追查，随着案情的发展，各省进行缉捕。五十年（1785）二月审结：西洋人永远监禁刑部监狱，随后开恩，驱逐出境；对中国教徒分别情节处刑，发配伊犁给厄鲁特蒙古为奴，流放，枷责，交保管教。此次传教士西安之行，护送人员由广东人、湖南人、湖北人、陕西人组成，表明以蔡伯多禄为中心形成输送西洋人到内地的联络网，这个网的一端连接广州罗玛当家哆哕，另一端连接北京天主堂。　　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是重要的一年，被法国的研究者荣振华认为是“1784-1785年的全面仇教”①。事情的起因是西安和陕西天主教徒招引西洋传教士赴陕，被官方发现，从而进行全国性的搜捕和严厉惩治。因此，陕西招引传教士事件颇有研讨的必要，笔者汇集资料，略作叙述。　　**节 案件的概述与探讨　　陕西西安人杜兴智、焦振刚和流寓西安的中国神父四川人刘必约、山西人秦禄起意邀约西洋传教士来陕传教，通过在广州的福建人蔡伯多禄联络罗马教廷派驻广东人员哆哕（罗玛当家），由哆哕派出吧地哩映等四人，在蔡伯多禄安排下，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闰三月下旬乘坐由湖广人刘绘川等带领来的船只和原籍四川人张永信、广东人谢禄茂与谢惠昌等五人伴送，从广东出发，经过广西、湖南，到达湖北襄阳，七月中旬因遇盗劫而暴露，地方官拘捕四名传教士，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报朝廷，乾隆帝下令有关地区督抚缉拿逃犯，从而发现湖北、陕西、山西、直隶、山东、江西、河南、四川、福建都有潜匿的西洋人仍在进行传教活动；乾隆帝令将哆I罗、西洋传教士及需要对质的内地中铎、接引伴送人员解京，由军机大臣和刑部会审，至五十年（1785）三月下旬结案，西洋人押解广东出境，内地信徒则依神父、会首、接引伴送、一般信众的不同情形给予处刑：发配伊犁给厄鲁特蒙古为奴、流徒、枷杖及悔改甘结。陕西接引吧地哩映等人的未能实现，是西洋人潜人为数不多的失败案例。　　康熙末年以来清朝政府实行禁止传教和信教政策，西洋传教士潜入、潜匿各省，由于他们的相貌、语言，所以很容易被盘查出来，却常常成功到达目的地进行传教活动，何以能够如此通行无阻？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1720-1796）在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二十四日奏折中说：“西洋人传教，势不能自来自去，总由内地匪徒，利其财物，私下诱导所致。”①他们注意到内地人接引洋人的原因是“利其财物”，却忽视了宗教信仰的因素，这里不去管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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