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新画像 本书特色

《耶稣新画像》是陈鼓应先生早年所写的著作，是中国学界首部以《sheng经》的文本作为依据，从东方人文精神的视角对其进行反思的作品。陈鼓应先生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神的爱，不是无条件的，其先决条件为世人爱神，神才爱世人；即是世人成为他的忠实奴仆，百依百顺的羔羊，才能蒙获赏赐。可知，神的爱是很苛刻的（乃是‘薄’爱，并非博爱，若是博爱，那你不必去信奉他，他也应该会施爱于你）”。陈先生创作这本小书的*大动力，就是“期望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宗教，能够从极权宗教走向人文宗教”。本书富有挑战性和创新意义，先后在台湾、大陆、香港多地出版，产生过很大影响，文笔亦优美，值得玩味。

耶稣新画像 内容简介

本书对《Sheng经》所记载的上帝的形象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揭露了基督教某些反人性的本质。作者指出，以上帝信仰为中心的基督教，把神视作全知全能，把人的能力却压缩得微不足道，神力所至，形成了专断与排他的空气，严重打压了人的尊严、自信，并且因为向神绝对效忠而破坏了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人伦之爱和道德关系；而人的美德就在于发挥人的能动性，实现人的理想，而不是盲从神的意志。

耶稣新画像耶稣新画像 前言

极权信仰的历史根源
——《耶稣新画像》2017年北京中华书局版序
1964年左右，我在完成《悲剧哲学家尼采》和《庄子哲学》的写作之后，便开始着笔逐篇撰写《耶稣新画像》这本小书，历时多年，汇编成册。追忆那时的创作缘由，一方面与我身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有关，另一方面与我内心深处流淌着的人文传统相联。因此，《耶稣新画像》在1970年的出版，对我而言，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历史意义。
一、尼采说：“西方传统哲学注入过多神学的血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的高压由全岛蔓延至校园，蒋氏政权的造神运动趋于高潮。同时，在太平洋的彼岸，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霸权已迈进冷战思维的盛期，朝鲜战争的硝烟刚刚平息，越战的火力又再次集结。通过军事的扩张与政治的干预，美国的宗教文化也随之渗透进台湾。美援所到之处，基督教的势力就通过散发牛奶、面包和奖学金的方式，扩散到乡间和校园。在我的记忆中，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整个六十年代，基督教的信仰持续地在校园内外传播开来。这一鼎盛时期的特征便是，教堂林立，校园团契盛行。当时，在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心中，世界地图只有两个——台湾和美国。因而，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口号——“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可以说，那时的台湾几乎沦为美国精神上的次殖民地。
在这种大势所趋的环境中，在偶然与必然的交织中，我从学校开设的课程和翻印为教材的西书中，接触到了尼采。随后，又因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进入《庄子》，并旁及存在主义。在尼采的影响下，我也开始阅读《圣经》。尼采宣布“上帝之死”，提出“价值转换”与“价值重估”的划时代主张，直陈两千多年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实质与积弊。
一进入尼采的思想领域，我被一句话瞬间点醒了——“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的确，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理性单一化思考”，尼采的酒神精神给予我一股内在生命的驱动力，使我得以冲破白色恐怖与冷战思维的围困与禁闭。本书中，《星座中的独裁者》、《约伯的抗议》两篇便是对集权统治下的造神运动的折射。
进而，存在主义对西方文化危机的反思，也引导我从不同的视角关照现实，从而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极端主义、教条主义与绝对主义进行相当深入的思考，具体而言，即是：为什么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强国，一面高频调地掀起自由民主的声浪，一面却又弥漫着政治的绝对性倾向与军事上的霸权作风。而这种深层的反思就必须触及西方文明的根源、基督宗教的经典文本——《圣经》。
二、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不同于传教人士宣讲的教义，我从《圣经》文本中，体味出耶稣所具有的两种面向。**为“登山讲道”前的所谓“博爱”与“宽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五·三八—三九）；第二为“登山讲道”后的破除家庭伦理：“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马太福音》二三·九）。“兄弟要陷害兄弟，而置之死地，父亲要抛弃儿子，而置之死地。儿女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马太福音》一○·二○）甚至在门徒的父亲死后，耶稣竟对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随我罢。”（《马太福音》八·二二）就连面对自己的母亲时，耶稣也冷漠地说道：“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约翰福音》二·四）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哲学史著作都不敢触碰基督宗教违逆人性的这一面，唯有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强调，不宽容和排他性是基督教继承自希伯来传统的显著特征。同时，罗素在《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一书中也指出：“从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时候起，基督教就宣传反犹太主义。十字军的宗教炽情导致了西欧的大屠杀。”此外，罗素也表示，耶稣“登山讲道”前的所谓“博爱”与“宽容”，“并不是什么新的箴言或新的原则。早在基督以前五六百年，老子和佛陀就已用过这样的训谕，但是实际上，基督教徒并没有接受这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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