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术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相术能像幽灵一样抓住人们的思绪并带着它度过漫长的一生？为什么人们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受之于父母的形体相貌？街头巷尾的相士究竟知道多少相理？为什么他们随机应变的信口开河常被人们当成征之有据的命运玉律？相士们散布的是人生真谛还是欺世谎言？
相术真的很神验吗？为什么有的人相貌相似而命运悬殊？相理说重瞳为佳，而舜目重瞳，项羽亦重瞳，五代李煜一目重瞳，其命运却大不相同！为什么苟子要大声疾呼“非相”？为什么历代哲人贤士怒斥相术为无稽之谈？
相术是迷信吗？为什么相士门前，常常是“朝野归凑，人物常满”？难道人们是稀里糊涂地把命运交给相士的三寸不烂之舌？为什么关于相术“灵验，，的故事载满史籍，不胫而走，人们却一代一代地津津乐道？为什么诗人杜牧要发出“诚相法之不谬矣”的感叹？相术如果是骗术，为什么千百年来芸芸众生、达官贵人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为什么相术那么神秘？为什么《相理衡真》说“准头（指鼻）青，九十曰：内灾，祸及子孙，又防火厄；兼黑连人中，主牢狱妻死之灾”？鼻子发青就那么倒霉？这是相理的深奥莫测，还是相士的故弄玄虚？人们追迷于相术，把不可预知的命运托付给扑朔迷离的相术，是不是只为了那份模棱两可的安慰？
我们还有许多的疑惑。我们虽然已经无法忍受让这些疑惑长久地占据在心中，我们更加无法忍受相士们打着预测命运的幌子用相术来玩弄群众的渴望情结，或者理学大人们对相术大打一阵棍子，然后草草了事的态度。我们 需要勇气，需要理智，去解开横亘于心中的疙瘩，同时有责任去揭开相术的就有了相牛相马的风气。相传在中国上古的黄帝之时，已有个兽医马师皇，“善识马之形气生死”。中国**部《相牛经》出自公元前7世纪齐桓公的车夫宁戚之手，后又传给了百里奚。这些传说的真伪，现已无从考稽。但史籍中确有不少精相六畜的记载，如战国时出现了王良、伯乐等一批相马名家，他们的鉴别能力已达到了“尤尽其妙”的境界。《庄子》载徐无鬼见魏侯，“告之以相狗马”。《史记·曰：者列传》载：“黄直，大夫也……以相马立名天下。”又载：“留长孺以相*立名，榮阳褚氏以相牛立名。”另外还有种种“相鹤”、“相鹄”、“相鸭”、“相鸡”、“相鹅”之术。《吕氏春秋·观表篇》对这类相法记述更详：“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尻，投伐褐相胸，管青相膹肠，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凡此十人者，皆天下良工也。”
由此及彼，因畜致人的因果类推的逻辑思维定势，很自然地使人从相牛相马中得到启发，转而审视人类自身。既然牲畜具有不同的寿命、脾性、能力，并相关地呈现出不同的骨骼、形体、颜色、毛发，那么人也是天地所生的精灵，气化的产物，所谓“人之生，气之聚也，聚之则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也应有禀性、聪愚、寿夭，乃至贵贱、吉凶、祸福的不同，并相关地在人的形体上出现有规律的特征。《吕氏春秋·观表篇》认为，马的全身都可认真察相，因为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特征，“其所以相者不同，见马之一征也，而知节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坚脆，能之长短。非独相马然，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征”就是显露出来的表示禀性、聪愚、症状、吉凶等方面的迹象。“征”之在畜，主要指牲畜体肤显示出来的身体状况、寿天能耐等方面的迹象；“征”之在人，主要指人的体肤毛发可呈现的身体状况、情性聪愚、吉凶贵贱等方面的迹象。而无论人畜，其“征”都是认真察相的结果，没有察相，其“征”就无以识别分辨。因此，古人从相畜到相人，是理性自然的发展。
在春秋战国时期，“相人”已经是一个固定通俗的词儿，“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苟子语）。相人的风气蔓延，初步形成一种民俗。当时的相人主要有两个观察点：一是从相畜转引过来的医学的观察。古人认为，“有诸内必形诸外”，人体内部如果有了病理变化，就一定会在体表或者神秘面纱，让新世纪的阳光照出相术的真相。
人类“认识自己”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相术作为一门学问，有其严密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纲领，要把相术作彻底通透的研究剖白，确实并非易事。笔者不敢说自己在相术的神秘氛围中已经辨清了方向，但愿静着心气，以唯物史观作明灯，以辩证法为利斧，一层一层地劈开罩在相术上的雾障。
让我们一道进入相术的神秘世界，披石拣金，去芜取菁。我们希望通过相术发生、发展、繁衍过程的分析，发现它与哲学、医学及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决定它面貌的文化原理；通过对相理的解剖分析，发现它在中国文化中蕴育而成的‘‘合理内核’’及迷信色彩，求得对相理的深层认识；通过对看相风俗、相士形象的描述，揭示相术对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文化构成、民风民情等方面的深刻影响。
1．相与相术
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生活在莽莽榛榛、野兽出没的原始世界中，他们惊讶地环视着自己赖以生存，但又不时带来危险的现实环境；观察这个景象万千、变化多端的环境，成了一件除了果腹生存以外的快乐事儿。随着大脑的发达和观察的总结深入，人们逐渐把自然景观与思想果实结合起来，把自然形象与大脑思维结合起来，从而引发了中国人注重形象思维的总体趋势。汉字的发生就是这种形象思维的产物：
“古者庖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汉·许慎《说文解字·序》）
庖糍氏、仓颉在俯仰之间，观象观法，识文辨理，甚至连鸟兽足迹也不放过，可见观察仔细，无所不至。而易八卦、书契（象形字）则是观察诸般形象的思维结果。这种由物象上升为思想的逻辑走向，也就是中国人的思维定势。相术是从观察人的相貌人手，得出关于此人命运好坏的报告。显然，形象思维的定势是相术的逻辑基础。
我们先从“相”的含义出发，然后明确“被相”的内容，同时找出“相”与“被相”的理论联系，从而了解“相术”的真正含义。
《说文》：“相，省视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诗》曰：“‘相鼠有皮。”
“省视”就是“察视”，是观察审视的意思。可见“相”不同于一般的看视，而是一种极其认真仔细的观察；在原始社会，古人驰目展望，所见无非荆榛乔木，这大概就是“相”字从目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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