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克拉文?纳斯鲍姆（Martha Craven Nussbaum）于1947年5月6日出生在纽约，父亲乔治?克拉文是费城的一位税务律师，母亲贝蒂?沃伦主持家务，同时也是一位室内设计师。纳斯鲍姆在韦尔斯利学院入学，二年级时因为对表演产生兴趣而退学，后来转而求学于纽约大学学习古典学，特别关注古希腊悲剧，并于1969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赴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并在1971年获得古典学硕士学位。当时，她已对古代哲学产生兴趣，于是便跟从古希腊哲学专家欧文（G. E. L. Owen）研究古代哲学并在197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然后留在哈佛大学古典学系任教。1982年，在申请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失败后，纳斯鲍姆离开哈佛转赴布朗大学任教。1994年，纳斯鲍姆加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并长期执教于该校，目前担任由法学系和哲学系合聘的“恩斯特?弗罗因德杰出服务讲席”教授，同时兼任该校古典学系和政治学系成员，并参与南亚研究委员会和人权研究项目的活动。纳斯鲍姆也是芝加哥大学比较宪政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协调者。
纳斯鲍姆是一位极为勤奋、思想活跃的哲学家和古典学家。她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对人类生活的核心领域（特别是社会正义）做出了深入细腻的观察和分析，在学术界和公共生活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多次被评选为“全球100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以及“50位*有影响的在世哲学家”。作为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卓有影响的人物，纳斯鲍姆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也积极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她曾担任美国哲学协会国际合作委员会和女性资格委员会主席以及该协会设立的公共哲学委员会的主席，并在1999至2000年间担任美国哲学协会中部分会主席。她在1988年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并长期担任理事会成员，2008年当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通讯院士。她也是人类发展与能力协会的创始人。纳斯鲍姆也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而被授予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奖励，其中包括布兰迪斯非小说类创造性艺术奖（1990年）、斯皮尔福格尔—戴蒙德斯坦因*佳论文集奖（1991年）、美国哲学协会亨利?菲利普斯法理学奖（2009年）、稻盛和夫伦理学奖（2015年）以及京都奖（2016年）。2014年，她受邀在牛津大学发表“约翰?洛克讲座”，成为哲学界第二位受邀发表这项著名演讲的女性学者；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选举她主讲2017年度“杰斐逊讲座”，这是美国联邦政府给予人文科学领域学者的*高荣誉。同年5月，她发表了题为“无能为力与责备的政治”的演讲。纳斯鲍姆在其他方面也获得了不少荣誉，例如纽约大学杰出校友奖（2000年）、巴纳德学院杰出奖章（2003年）、哈佛大学研究生文理学院百年纪念奖章（2010年）。鉴于纳斯鲍姆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公共影响，她被全球57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到目前为止，纳斯鲍姆已经发表了20多部著作、500多篇论文和评论，编辑出版了21部著作或文集。她的专著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论动物的运动〉》（1978年），《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初版1986年，修订版2000年），《爱的知识：哲学与文学论文集》（1990年），《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初版1994年，修订版2009年），《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1996年），《为了国家：争论爱国主义的限度》（1996年），《培养人性：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1997年），《柏拉图的〈理想国〉：好社会与欲望的变形》（1998年），《性与社会正义》（1999年），《女性与人类发展》（2000年），《思想的剧变：情感的智慧》（2001年），《隐瞒人性：厌恶、羞耻与法律》（2004年），《正义的前沿：残疾、民族性与物种的成员资格》（2005年），《民主内部的冲撞、宗教暴力与印度的未来》（2007年），《良知的自由：捍卫美德的宗教平等传统》（2008年），《从厌恶到人性：性取向和宪法》（2010年），《功利教育批判：为什么需要人文教育》（2010年），《创造能力：人类发展探讨》（2011年），《哲学介入：1986—2011年书评》（2012年），《新宗教不宽容：克服焦虑时代的恐惧政治》（2012年），《政治情感：为什么爱与政治有关》（2013年），《愤怒与原谅：怨恨、慷慨与正义》（2016年），以及与利维摩尔（Saul Levmore）合著的《暮年深思：关于退休、风流韵事、年老体衰以及遗憾的对谈》（2017年）。纳斯鲍姆的著作也为她赢得了各种荣誉，例如，《培养人性》获得美国大学和学院协会1998年度内斯著作奖，《性与社会正义》赢得北美社会哲学协会2000年度著作奖，《隐瞒人性》获得美国大学出版社2004年度职业和学术著作奖。
从这些著作的标题中，我们不难看出，纳斯鲍姆致力于探究这样一些核心论题：人性与人类生活条件，正义及其制度实现，情感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人文科学在学术界与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政治自由主义与宗教宽容。换句话说，她把理解人类生存状况、探究好的人类生活的可能性及其条件视为自己的终身使命。在从事这项研究时，她不仅将自己在古典学和哲学方面的学术训练与众多领域（人类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分析、法律，等等）结合起来，也把自己对于人类生活的细致体验带入对有关问题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考中。因此，她的著作不仅在哲学上具有难以匹敌的思想深度，在情感上也具有极为丰富的感染力。
纳斯鲍姆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古希腊哲学、伦理学、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及法学研究。她不是一位生活在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充满了深切关注，试图用自己对古代哲学和文化的重新理解和解释，来思考人类生活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伦理、政治和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究好的人类生活的可能性及其条件。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罗尔斯在一次交谈中告诉她，如果她有能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那么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她的职责。她在这个时期的生活经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进一步鼓舞和促成了这种使命感，而作为一位极其善于通过学术争论和交锋来表达和捍卫自己观点的学者，纳斯鲍姆也由此成为学术界一位极具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1993年，一桩关于男性同性恋权利的案子被上诉到科罗拉多州*高法院，其中涉及这样一个说法：科罗拉多州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排除了男性同性恋者可能欲求的某些法律保护，因此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为了对这桩案件进行判决，法官杰弗里?贝利斯（Jeffrey Bayless）希望知道州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是否能够在“理性根据”的基础上得到辩护—也就是说，是否能够得到与宗教无关的世俗哲学论证的支持。哈佛大学行政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普林斯顿大学法哲学家罗伯特?乔治（Robert P. George）以及当时在波士顿大学访学的牛津大学哲学家约翰?芬尼斯（John Finnis）递交了一份极为详细的宣誓书来支持这条修正案具有理性根据的主张，而当时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政治哲学家斯蒂芬?马切多（Stephen Macedo）和在布朗大学任教的纳斯鲍姆则持有对立观点。在这场审判中，证词和誓言*终都聚焦在古典作家（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同性恋行为的判断上。纳斯鲍姆试图用自己对柏拉图相关著作的解读来阐明古希腊人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并反驳如下主张：哲学史为立法反对同性恋者争取不受歧视的权利的做法提供了证据。在纳斯鲍姆提交的**份文档中，她宣称：“在前基督教时期的整个地中海传统和文明中，同性恋的浪漫关系、爱慕和性行为都得到了高度尊重。……这种关系从来就不被认为是可耻的。……因此，在基督教传统之前，没有证据表明自然法理论将同性恋的性爱恋视为不道德的、‘不自然的’，或者不适当的。”在纳斯鲍姆与其对手的争论中，关键问题显然在于如何解释柏拉图在其著作中用来描述同性恋的那个关键术语“tolemema”。具有天主教保守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芬尼斯认为，这个词意味着“罪大恶极”，因此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和《法篇》中将同性恋描述为“不自然的”（para physin），而这就表明柏拉图是出于道德考虑而拒斥同性恋的。纳斯鲍姆在反击中指出，芬尼斯将古希腊世界中并不具有的东西“输入”柏拉图的文本中，学理上的解释并不支持伯里（Bury）在《法篇》的洛布译本中将“ton proton to tolemema”这个词译为“罪大恶极”，实际情况反而是，不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不曾对不涉及强迫的同性恋行为持有道德异议。纳斯鲍姆在这桩案件中提出的核心主张（她主张“tolemema”这个词是道德上中立的）在古典学家当中其实并未得到一致认可，贝利斯法官*终也决定不按照所谓的“理性根据”来进行判决，不过，她对这件事情的参与明确显示了她试图用学术来影响公共生活的决心和态度。这个想法其实多年前就初露锋芒了：1987年，在对艾伦?布卢姆的很有影响的著作《美国精神的封闭》的评论中，纳斯鲍姆指出，尽管布卢姆倡导阅读经典著作的传统，但他其实并未真正理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反而竭力鼓吹大学人文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培养精英。正是对布卢姆的猛烈攻击让纳斯鲍姆首次引起了公众关注。为了回击保守主义者对大学教育和学术界提出的批评和挑战，她在《培养人性》中通过借助古代哲学传统（特别是苏格拉底和斯多亚学派）指出，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早就主张我们不仅是某个特定共同体或国家的成员，也是“世界公民”，因此我们不仅应当尊重家庭和我们所属的当地共同体，也应该尊重其他共同体和文化，因为我们都是具有同样能力的人类存在者。她详细考察了这个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发展—经由西塞罗和其他斯多亚学派思想家并*终在亚当?斯密和康德等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倡导和发展。纳斯鲍姆由此论证说，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的世界公民意识，多元文化主义本来就是苏格拉底自我审视的思想传统的一个支流。在《功利教育批判》中，她进一步发展了类似主张，表明人文科学（包括艺术）在所有教育层面上都很重要，对于培养和塑造批判权威的能力、跨文化理解的能力，以及从整个人类共同体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世上发生的复杂问题的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文科学的教育之所以不应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应当成为一切教育的核心，乃是因为它是“成人”（特别是成为具有批判意识和民主意识，对整个人类充满同情的合格公民）的基础：“民主社会的健康乃至幸存取决于将公民培养为在重大问题上为自己而批判性地、严格地进行思考和判断的公民，他们广泛地思考所生活的世界及其历史、经济结构以及其中的各个民族及其互动，他们敏锐地想象，处于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他人的处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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