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 本书特色

经过多次再版，中国语境下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必读之作！
新修订版，从人类劳动的二重性出发，对知识分子角色演变及其现代职能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商品化—职业化的浪潮冲击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即将面临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第三个浪头——如果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的话，那么，逐步取代人类大部分脑力劳动的人工智能装置，将会对知识分子群体带来一系列挑战：
——“知识分子”过时了吗？
——是否到了重新定义知识分子的时刻？
——知识分子与世界有着怎样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何在？
面对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困境，《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一书，以“劳动”概念入手，既从横向上进行了跨学科的考察，又在纵向上追溯了从古代的“巫”到今日的“学院人”这一知识分子流变脉络，突破了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这一传统定义，从而揭开其更为重要的内涵：知识分子是具有人文意义态度立场的精神群体。因此，在当今的中国智识语境下，知识分子不仅不是一个业已过时的群体，其职责也不止于守护并阐释意义，还肩负着创造意义的任务！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 内容简介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基于劳动哲学对知识分子的起源演变及其现代职能提供了新的理论。劳动的谋生与自由二重性对立统一机制是人类从猿进化为人并支配全部文明的基本结构。本书的主题内容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这一社会学课题，被深度化为哲学人类学研究，而构成这一研究的核心却是远远超出知识分子特定课题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凭借劳动的涵义与意义二重性结构，此书对从日常动作到专业技术、从无语沉默到逻辑概念思维乃至人工智能制造的人类行为进行了普遍阐释。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 前言

2017年修订版绪言
承蒙彭文曼女士一再建议与督促，《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以修订版交付上海“六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出版。此书1996年初版迄今逾20年，历经四个出版社不断被要求修订出版；出乎意外的是，今日已是学界中坚的一批北大、中国社科院、复旦、人大、台大中年学者在与我初次见面时几乎都告诉我曾精读或讨论过此书；此书的核心概念“意义—涵义”甚至被厦门大学几位教授引入法理学展开讨论；特别是曾启蒙我进入学术的已逾80岁的赵宋光老师，2014年告诉我他“一直在看这本书”，并结合此书第二章提出三个命题与我“辩论”……上述情况使此书凸显为一个独立于我的思想客体。
此书的影响力直接缘自知识分子主题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史地位，导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困境”一节叙述了这段思想史。1978年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消极(弱化)意识形态与积极经济变革相结合为特色，务实治国的新意识形态不再关注精神意义。然而，“后文革”的中国精神状态却是：

否定文革，不仅是政治转折，而且是亿万人十年社会心理大转折。狂热的革命人生观与世界观顿时失效，但文革所培养的极度意义化的奇特生活方式(全社会职业革命化)却酿造了巨大的社会心理能量。这一社会心理曾拥有“无神论宗教”的狂热、崇拜、仪式化与组织化等全部元素。当这一社会心理失去目标后，无意义的生活立刻产生精神危机。标志性事件即是以“潘晓”化名引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大讨论。1980年发生的这一思想史事件，完全没有故事情节与特殊背景，平淡无奇的一封倾诉人生苦闷的读者来信，在短短的半年中竟激起了六万多封信的回音共鸣，规模影响之大，使执政党总书记胡耀邦、意识形态权威胡乔木、中宣部长王任重亦介入讨论。这一事件重要的不是其纷纭驳杂的具体观点，而是其信仰层次与全社会规模。它适足表明中国后文革信仰危机的深广度与力度。（尤西林：《当代汉语神学的思想史渊源》，香港：《基督教文化评论》2014年秋季卷。）

80年代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讨论承担了革命意识形态变革重建的工作，与之呼应的“美学热”以及文化讨论，均以人文主义的精神思潮承载了“后文革”的信仰诉求。这一潮流在80年代中期被遏制，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性质的否定使意识形态继“文革”之后进一步失去精神感召中心地位。与之形成对比，中西文化学术的大规模传播启蒙至80年代后期，现代化的知识系统与现代性的人文科学价值公理已构成中国新的广义意识形态，它超出了执政党的经济改革定位及其意义解释，由此势必从实践角度呼唤承担这一新意识形态的知识阶层。“知识分子”观念从而在全新意义上被关注与讨论。1988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年”。“后文革”知识精英的信仰追求已趋向定位于“人文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感透露出浓郁的信仰性乃至教团气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80年代末叶反腐败运动，从而成为规范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知识分子”介入实践。90年代初开始强化的产权改革，在将新中国的全民资产主权分化为社会学涵义的等级阶层的同时，在人文科学层面则形成了以金钱为象征的唯利益驱动机制。由此形成了现当代中国人以“文革”为界限的不同精神偏向：此前被鼓动的仇恨与此后被张扬的贪婪。这一格局使知识分子对以经济行为为代表的人的谋生意义的人文阐释与结合法学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实践介入均空前严重了。21世纪以来，大学这一知识分子基地的体制化强化，则使知识分子自身严重分化与被限定，从而发生了知识分子生存样态多样化的正当性乃至关于“犬儒”的思想史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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