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社会史及其思想史所包含的问题至今横亘为真实且关键的问题。贴近并依托上述社会与思想问题史的《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一书的生命力庶几在此。
但是，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与“人文知识分子”已成流行话语，此类名义下回应甚至“回答”上述问题的话语夥矣!而为何其中许多被讥为“心灵鸡汤”？撇过问题意识的深浅度以及贴近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真切度，聚焦滔滔感想并揭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深层结构，人文话语的生命力终须学理支撑。此书的主题内容是人文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这一社会学课题，被深度化为哲学人类学研究，而构成这一研究的核心却是远超出知识分子特定课题意义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它已进入卢卡奇所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层面。
正是“劳动二重性”及其意义与涵义的抽象，使知识分子这一经验社会学对象获得了尽可能抵达的深度。
在电子化的今天，“劳动”一词似乎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了。但我们还能有其他更合适的概念概括人类形形色色的活动特性吗？阿伦特依据希腊奴隶劳动原型贬低劳动，这一原型被扩展为人类所有为谋生而重复的活动，特别是维持日常消费性吃喝拉撒的家务活动被称为劳动（Labor）,它是无意义的消极受动行为。人类积极特质的行为则被称作“行动”（action）。行动是劳动之外的行为。这个概念令我们首先会联想到那些挺身而出打破局面的特立人物。但与这些行为相比，人类*大量行为仍然是阿伦特蔑视的劳动。某些古典生活态度，如禅宗“运水搬柴，无非妙道”，则肯定那些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的意义。然而，禅宗因此却可能将生活一锅煮而将实在的差异性劳动一厢情愿地匀质化了。马克思清醒地判定劳动维持人类新陈代谢的永恒自然属性，但劳动的这一自然受动性在马克思自然王国逐渐缩小的理想愿景中却意味着一种纯然消极的性质，这同他早年与斯密等论战的“美的规律”的劳动理想隐隐构成了两极对立。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一书即是面对上述思想史问题的思考。它基于劳动二重性结构这一真实人类学形态，特别思考了迄今仍然为谋生赚钱而活动的人类绝大多数行为的意义。
此书“劳动二重性”并非《资本论》商品生产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重性，而是指劳动这一人类学行为具有永恒的谋生与自由双重性。劳动的谋生工具性直接来自《资本论》关于作为生命体的人必须与自然变换物质新陈代谢的思想，劳动的自由性集中体现于青年马克思同斯密、李嘉图的论辩中，却又在后期逆转并呈现复杂的分裂关系。正是分梳这一复杂关系的困境促使我反向采取了劳动二重性的综合立场，也成为人文知识分子特质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哲学人类学根据。但是，信息化与电子化时代的劳动形态演变要求将肢体动作与工具及其劳动意识扩展，这促使我将劳动二重性语言学与符号学化，并基于汉语概念获得了劳动的涵义(meaning)与意义(significance)二重性这一普遍形态。凭借劳动的涵义与意义二重性结构，此书对从日常动作到专业技术、从无语沉默到逻辑概念思维乃至人工智能制造的人类行为进行了普遍阐释。
由于劳动二重性涵盖了人类全部行为，而对*高尚行为意义的谋生涵义渊源与*卑俗谋生涵义的自由意义各自均有的劳动二重性结构的揭示，使劳动二重性理论成为一种挑战：它既非一个世界也非两个世界，而是既是一个世界又是两个世界的结构性本体。
劳动二重性以对立统一矛盾体回应着柏拉图与基督教以来的西方两个分裂世界的紧张关系，以及西周以后中国以一个世界消弭两个世界所包含的紧张关系。这一理论甚至回应着全部思想史：劳动二重性使人摆脱了非神即兽的虚假选择。永恒而正当的劳动谋生性并不耻于自然受动性，但需要劳动自由意义的转化提升以保持人类的超越性。这一“原罪”式生存使劳动二重性既不沉浸于欲望涵义驱动的劳动占有—消费的各类世俗主义中，也不会自我超拔为工团主义或无产阶级名义下的劳动神圣意识形态；劳动自由意义的超越以转化谋生劳动涵义为依赖性前提，因而劳动二重性不会如奧古斯丁那样蔑视人生为客旅或道家与印度佛教那样以否弃现实社会关系实现自由(解脱)；劳动二重性又以其人类学根基行为形态的真实存在不同于抽象为各种名言概念的思辨哲学，即使黑格尔式的思辨体系很大程度上表述出劳动二重性的逻辑形式，但劳动二重性本身就“是”(Being)生存状态与历史运动的辩证法；甚至在劳动二重性看来，禅宗式“搬水运柴”，也因其未区别劳动的受动性与自由性的差异阶梯而将劳动匀质化浪漫化了。参阅本书附论《百姓日用是否即道》。也可参考马克思晚年对空想社会主义劳动哲学—美学的批评。但马克思基本视劳动受动性的“必然王国”为消极存在体，因而其自由与必然关系不同于本书的劳动二重性，而其面向未来的现代性进步超越，却与“当下即得”的禅宗形成某种互补，其间亦见出中西差别(参阅拙著《心体与时间》第十一章关于牟宗三与康德的对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为世俗主义精神平衡消费品的“心灵鸡汤”，为何多要引用佛道类出世与处世铭言，由于其精神超越并不基于对受动性劳动的“物性”对立统一关系，因而其主观超脱即使启迪个体调整私人态度，却无力介入与转化刚性严酷的生存真实对立面(从一项繁冗工程到社会制度变革)，当这类美文格言完成其正当短暂的心灵修养或抚慰功能后，便成为清灵的小品。
20年来的学术专业化进展已使此书的具体学术史引据显得简陋。但其核心学理依然具有植根现代性特别是植根当代中国的思想生命力。就学术类型及其方法而言，此书初版即定位于以现代思想史对话人性永恒母题的人文科学而非新陈代谢的专业知识史。人工智能空前凸显的“人—机”之辨，使这一定位获得了不仅居于当代而且指向未来的关键意义。真思想者是以各自母语思想着同样深度的问题。“母语”作为生存方式植根于生活世界及其真问题。这近于阳明贬斥“口耳相传之学”而自述良知说乃百死千难中得来。我之所以仍然同意修订再版，不仅是基于此书的课题依然现实重大，而且基于劳动二重性及其涵义与意义的学理一直置身于当代深度学术对话中。此书初版的阐释背景指向中国唯经济发展的新意识形态，因而以人文立场批评将动作与意识分裂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学派与国内李泽厚—赵宋光实践哲学、将皮亚杰建构认识论行为主义操作主义化、工具本体与情本体的分裂，以及偏向认知规律的康德马堡学派到分析哲学及其当代科技主义的偏向。10年前增订版时的时代背景却是权贵资本主义对改革的利益主宰，20年前初版时的人文阐释中心遂移向社会科学的政治学法学批判，由此突出了此书后三章即人文知识分子与权力、意识形态、公共团体的关系。此次修订版注意到了阿伦特复兴古希腊“Praxis”与“poiesis”相区别的新实践哲学，指出其基于希腊城邦制的奴隶与自由民经验以“action”(行动)贬抑“labor”(劳动)的基础狭隘性，以及追随其后的当代新实践哲学以“实践”伦理吞没“劳动”自然本体的问题。同样指出了阿伦特到哈贝马斯将康德反思判断与审美共通感政治学化并想象为对话共同体的浪漫主义。而与此相反的关注方向却是：精神信仰与法制保护双重缺失条件下的生存竞争如何使劳动的谋生一维原始化，并激发出笼罩中国的悍戾之气。与此相关，新修订版批评将社会科学范畴的现代化平等移用于人文科学精神领域的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的混合意识形态，指出在平庸化乃至世俗堕落与升华人格两极之间的精神品级差异存在；形成有别于权威意识形态的现代性精神品级的提升示范结构，将是现代化转型中国精神重建的重大课题，并从这一角度结合劳动二重性审视了百年中国民众革命的社会学构成及其派别分野的精神意义背景。这些思想辩论，实质使劳动二重性理论进入了正在生成中的动荡的当代中国思想史，从而使这一理论与思想史双方都增加了激活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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