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文字的开始，马克思几乎是重复地坚持了他20多年前在巴黎手稿中关于真正的自由性的劳动与自然受动性的对立，但在接续的论述中他又肯定了劳动作为必然的自然受动性的限定性是一切人类社会时代无可逃避的永恒特性；继而他又强调了自由的理想(彼岸)性，但接着又承认劳动“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他第三次强调那个彼岸的自由王国，又第三次返回此岸的必然王国的基础。
这段论述中有两处是可以商榷的：一是文中以人类团结地结束阶级斗争、将自然置于人类“共同控制之下”作为自由王国的现实基点。这里只关注到了人际压迫的不自由，却忽略了人对自然单向度控制掠夺的不自由。环境生态问题那时尚不可能成为马克思思想中的重大课题，它只是在一个世纪后才被海德格尔充分思考。其二是，“工作日的缩短”是否劳动自由的根本条件？一方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固然会随着技术进步而缩短，但它所承担的自然限定性却不可能消失；另一方面，将劳动自由寄身于“工作日”之外的“自由时间”，这种净化了的自由观念应当说是对马克思早年已确立的劳动本体论的倒退。
总之，一种集自由与必然于一体的辩证矛盾的劳动二重性本体论在马克思那里虽已有了基本轮廓，但仍包含着不确定的复杂内容。
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框架可以明确地肯定下来：劳动既是人类生存欲望需求支配下的自然限定性的谋生活动，同时也是超越出这一谋生性而解放自然万物与人自身的自由活动。这就是本书所称的劳动二重性。
劳动二重性表明，劳动作为人类性本体乃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劳动的自由尺度是在必然限定下的谋生基础上生长与超越发展起来的。工具技术的万能无限性趋向，是以谋生欲求为发动契机的，这也就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恶”欲的历史杠杆作用。正是凭借这种工具技术所包容蕴含丰富的因果联系，人才卓尔特立于自然界、才得以实践地改变万物。但人作为哺乳动物的自然需求，始终是技术工具操作无法净化的基因成分。
然而，迄今我们仍未充分地回答启蒙进步论与技术主义者以技术发展为基点的人性论。就劳动二重性自身而言，我们固然可以如海德格尔那样描述一种超出人类自私欲望的神圣劳动，可是，这种神圣的劳动是如何生成的呢？如果承认劳动的自然欲望支配性的源初地位，那么，真正棘手而重大的问题是：这种劳动的谋生性是如何转化为劳动的自由性呢？此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史实是，这种自由、神圣的劳动至今还是一株笼罩着理想色彩的幼芽，与之相比，谋生劳动即使在*为现代的文明社会中也是有根柢的基本力量。
劳动二重性及其辩证关系从而成为劳动本体观的基石。
在劳动二重性的思想史上，黑格尔的奴隶劳动与技术工具转化为自由本体的卓越辩证观终究湮没于无人称总体理念历史。历史总体的自由精神并不属于个体意识。所以，当马克思说“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时，这种总体性精神劳动却恰恰排除了个体劳动者的精神意识。矛盾体的劳动单一化为无差异对立的同一性本体，第二国际学派基于这种黑格尔总体主义而将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为排除了个体意志自由的历史宿命论。但在排除掉劳动的自由超越意识的唯生产力本体中，劳动的自然性(即人类自我中心状态的效用观)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这一以“贪婪”为特征的劳动意识是唯一的个体意识，它被纳入黑格尔总体主义辩证法而自辩为“恶欲动力”。这其实自始即是启蒙现代性的难题。康德同意卢梭的历史神－哲学命题：“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这一历史神学被斯密转化为“看不见的手”的劳动国民经济学。马克思则同时保持了黑格尔劳动原型的物质规范与劳动的自由意识，因而成为劳动二重性*重要的思想资源。
对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生活亦即马克思所批判的雇佣“异化劳动”与极权主义关系的思考，却刺激阿伦特(Hannah Arendt)走向分割劳动二重性的另一极端。个体意志自由成为走出谋生劳动的行动。她基于希腊城邦奴隶劳动与自由民交往的古典对立原型经验，而贬低“劳动”(Labor)并与自由性“行动”(action)对立。同时复兴古希腊与“生产”(Poiesis)区别的“实践”(Praxis)伦理性质，从而在当代形成了以伦理实践贬抑谋生劳动的思潮。这种对劳动二重性的割裂也是对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劳动辩证关系的阉割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 作者简介

尤西林，陕西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华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代表作有《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科学导论》（“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心体与时间：20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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