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把王国维尊为国学大师，作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他诚然当之无愧，甚至堪称大师中的大师。然而，他在学术上的起步不是始于史学，而是始于哲学。1903至1907年，青年王国维潜心于德国哲学，用五年时间攻读康德、叔本华、尼采的著作，在他担任实际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中国知识界普遍热衷于严复版的英国进化论之时，他独爱德国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全身心地钻了进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这部西方近代*重要也*艰深的哲学著作，他是把它读懂了的**个中国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人之中，王国维是唯一的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的人，唯一的领悟了西方哲学和一般哲学之本义的人。然而，与严复之名声如雷贯耳适成对照的是，青年王国维始终默默无闻，他发表在《教育世界》上的文章几乎无人阅读。即使在后来，当人们回顾西学东渐的历史时，严复也必定是强光聚焦的一幕，而王国维则始终落在舞台外的阴影里，他对德国哲学的引进成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在王国维的个性中，有两点鲜明的特质。一是灵魂的认真，很早就思考宇宙和人生的问题并且产生了困惑。二是头脑的认真，凡事不肯苟且马虎，必欲寻得可靠的根据。这两点特质结合起来，为灵魂的问题寻求理性的答案的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具备哲学素质的人。正因为此，一旦接触到西方哲学中的相应传统，他就立即发生了强烈的共鸣。可是，他的这种纯粹精神性的关注，既不符合中国文化重实用的传统，也不符合当时寻求富强的总体氛围，显得只像是一种个人的癖好。当然，事实上绝不只是个人的癖好。如果说他因为个人气质耽于沉思宇宙人生的问题，并且在德国哲学中找到了知音，领悟到此种沉思乃是哲学的本义，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所缺失的，那么，当他迫切地想把这样的哲学介绍给国人，让国人也来关心宇宙人生的问题之时，便是怀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的。但是，他的努力终于失败了，而这个失败的教训岂不正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温习？当我重温王国维早年与德国哲学的这一段因缘时，给我印象*深的便是他的孤独。他后来彻底转向了古史研究，从此闭口不谈西方哲学乃至一切哲学，在他的沉默和回避中，我们应能感觉到一种难言的沉痛和悲哀。
　　青年王国维*卓越的地方，还不在德国哲学的引进，而在对本来意义的哲学之精神的深刻领悟。就在研读德国哲学期间，针对国人的误解和轻视，他在《教育世界》上密集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为哲学和一切精神价值辩护。他坚定地认为，哲学的本义是要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由此他得出了两个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说明它有*神圣、*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作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作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怀着对哲学和一切学术的神圣价值和独立品格的坚定信念，王国维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品格进行了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也对当时新学界在输入西方文明时的实用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关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他有两个非常明确的观点。**，精神文明远比物质文明重要，而一个民族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由其所诞生的大哲学家、大文学家代表。第二，和物质文明相比，精神文明的建设无比困难，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中国文化的缺点本来就是重实用轻精神，新学界偏偏还只把注意力放在输入西方的物质文明上，我国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堪忧了。
　　王国维的精辟之论犹如空谷足音，不被时人听取，穿越岁月的峰峦传至今天，我们仍惊讶其不同凡响。在一个注重实用的民族中，在举国关注物质层面之富强的时代，出现一个把精神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的青年王国维，是一个例外，也是一个奇迹。在我看来，王国维仅此就足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据有了一个光荣的位置。中国只有一个王国维，他只好彻底放弃哲学钻进了故纸堆。中国若有许多个王国维，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也许会改写。在精神优秀的个体与注重实用的传统之间有一种力量的较量，真正热爱精神事物的人多了，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一定会逐渐发生变化。
　　我把严复和王国维作为两个案例进行研究，目的不是在二人之间进行褒贬，分出优劣。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二人面对的是相同的传统和时势，受到的是同样的阻难。从王国维来说，传统和时势的力量使他的德国哲学引进和纯粹哲学研究陷于孤独，终于半途而废。从严复来说，传统和时势的力量一方面阻碍他理解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另一方面使他正确把握的内容未引起国人重视，他的英国哲学引进和研究在整体上也遭到了误解。
　　事实上，就超越传统和时势而言，我们倒可以发现二人的一个共同之点，就是一种世界文明的眼光。在世纪之交的那一代知识分子里，这二人的突出之处是都没有丝毫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严复渴望中国富强，但明确地把文明的价值置于富强之上，在他看来，民族的保存虽是迫切的任务，但首先要使自己的民族配得上被保存。他所说的文明，重点是国民素质，即民智和民德。王国维和严复都看重精神文明，也都为中国在这方面的落后痛心疾首，但强调的重点不同。严复强调国民素质，他的眼光是空间性的，看到的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中国国民素质的落后。王国维强调精神文化的创造，他的眼光是时间性的，看到的是世界近现代史上中国精神创造的落后。然而，能够跳出本民族的局限看世界，用精神文明的尺度衡量本民族所处的水准，则是二人相同的地方。正因为此，针对当时学界热衷的中西新旧之争，二人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回应，皆强调学无中西新旧，以求真为目的，而真理乃人类之所同。中西文化之争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至今未息，尤有必要重温两位先贤的卓见。用世界文明的眼光看中国，用人类共同真理的眼光看中国文化传统，实在是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大前提，否则的话，讨论永远只能原地踏步，停留在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打架的低水平上。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哲学/宗教 哲学 哲学理论

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