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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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

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

作者:梁启超

开 本:32开

书号ISBN:7805049777

定价:12.8

出版时间:2004-05-01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 本书特色

中国偌大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到底我们这个民族有无文化?如有文化,我们此种文化的表现何在?以吾言之,就在儒家。 我们可以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
  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
  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价值颇大。
  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 内容简介

《清代学术概论》写于1920年,是有关清代学术的**部专著。它系统评述了明末至梁启超以来200多年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概况,就有清一代的哲学、经学、史学、等自然科学进行了全面论列,把每一时代的学术作为思潮进行总的历史考察,探讨起因,分析点,剖析衰落之根源,并对各个时代、各学科的代表人物及著作详尽阐述。 《儒家哲学》是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讲义,其中全面论述了儒家哲学的内涵、沿革、代表人物和研究方法。
清代学术概论仅是纲要式的论著,很多问题没有展开,可补充的东西不少,但它精炼而高度概括,简明而线条明快,人们一眼就可以触摸到有清一代的学术主潮和基本特征,同时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颇有创新,是以现代思想文化为指导研究传统学术史的佳作。

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 前言

天津古籍出版社在大力编辑出版《梁启超全集》的同时,又及时推出“饮冰室文萃丛书”,选择梁启超那些富有学术价值和创新思维,且经过近百年的历史检验,仍熠熠生辉的学术专著重新标点、校对、排印,让优秀的文化精品再展风姿,为推进学术研究,提高国民素质和文化品位发挥作用,实在是值得提倡和庆祝的一件大好事。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涉及面广,对史学、文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等方面都有开拓性的研究,是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现存的《饮冰室合集》近一千万字,如果加上书信和散失的其他文论,一千四百万字是应该有的。概观梁启超的论著,除诗歌小说之外,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报章文体写的针对时局的各种政论性文章;二是以学术语言写的研究中外历史和文化的学术专著。1932年梁启超的好友林志钧编辑《饮冰室合集》时,将梁的**类文章编为文集;第二类文章集为专集。这种分类是颇有见地的。但无论文集、专集,从梁文的字里行间都可以感悟出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情理性和现实感。
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勇于和善于用情写作,人们称其“笔尖常带感情”,是很真切而形象的。这种情,包括对祖国的热爱,对专制集权的痛恨,对贪官污吏的憎恶,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对学术文化的珍爱,对妻子儿女、亲朋好友的亲情等,一个“情”字,是阅读梁启超文论的基础。不过,梁启超的情,是完全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往往是情中有理,理中传情,其文章之所以感人,情理交融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梁启超所讲的理,大都顺应时代潮流,合乎民众需求,代表了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总体趋势,其读者群的与日俱增就自在情理之中了,他写的《少年中国说》,真是激情澎拜,豪情满怀,读了没有不为之震撼的;地著的《袁崇焕传》,真可谓知人论世,心系英雄,读了没有不拍案叫绝的;即使是《戊戌政变记》这样的历吏专著,也是在倾注了对维新变法一片深情的基础上,痛定思痛,悲磺交加,以其切身的历史体验,按史书的格调写就的。如果再看看他那些演讲、笔记、大学讲稿、给妻子儿女的家书,则更突显出梁启超火热的情,炽热的爱,以及率直而令人信服的哲理。
梁启超的所有论著都是有感而发,无病呻吟的作品基本与其无缘。现实感是把握梁启超文论的关键。早年他投身变法维新,其论著基本随着改革的脉搏跳跃。流亡海外后,他不仅关注国内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动向。而且依托世界,捕捉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渐渐就把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社会与人生、学术与文化等结合起来思索,故其文论广泛而几乎无所不包,激进而几乎涉及时局的方方面面,展现出一个先进中国人走向世界后的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不断进取的追求。梁启超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名,主要是在这期间奠定的。1912年后,受其沉浮于民初扑朔迷离的政治所制约,其论著和当时的历史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1918年后,梁启超退出政坛,在天津的饮冰室读书写作,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上独辟蹊径,成果卓著。他的一批影响深远的学术专著多在这期间写就。“饮冰室文萃丛书”所选的书目也多是这些著作,首批推出的《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就是1918年后的作品。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这些严肃的学术专著,也体现了梁启超结合现实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文化追求,深层次地反映出其心灵与现实的互动。为了让读者能比较准确地掌握梁启超晚年论著的精神卖质,有必要探讨一下其1918年后的文化心态。
梁启超生命的*后10年,即1919到1929年,就文化观来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前30年间引进西方文化为主的一贯思路不同,他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第55页)这种调和东西文明的思想文化主张的出现,是梁启超在反思过去30年如梦般的政治生涯的基础上,尤其是结合1919年到欧洲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后,深思熟虑,提炼升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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