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所处的位置有豫西、晋南、山东、安徽、浙江、四川等地的不同说法。1959年发掘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王朝的都城斟（寻阝）。《逸周书·度邑》（《史记·夏本纪》同）记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因此，一般认为夏王朝中心处于豫西，在伊水与洛水之间。夏代地域广袤，《禹贡》、《尚书》以及春秋时期的齐叔夷镩和钟铭文等文献上都记载了夏代九州说，夏族的活动范围东到山东，南到安徽、浙江，西到川北。《吕氏春秋·用民》记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疆界宽广、部落众多的夏王朝需要一个较为集中的中央政权的指挥与统治。
夏代仍然保存了原始氏族社会的一些特征，它保存了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夏代是以夏部落为首的多个部落联盟国家。夏代是一个多方国的国家，《庄子·天策》称：“（禹）沐圣雨，栉疾风，置万国”，《战国策·齐策四》载：“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万国”指夏部落以外的其他各部落，不一定有一万个，却表明了夏代联盟中部落数量非常多。在这多个部落的联盟中，夏部落居于统治地位，夏王朝对其方国在政治、军事上具有生杀大权，在文化上有教化优势。《国语·鲁语下》记：“昔禹致群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左传·哀公七年》书：“禹合诸侯于伯山，执玉帛者万国。”《汉书·郊祀志》言：“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这都说明夏王朝国家权势的形成。
常年征战的夏朝不断地用武力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大禹就曾与三苗作战，《墨子·非攻下》录：“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与苗的战争，禹大获全胜。启不同于传统的继位方式更是遭到了方国的反对。《史记·夏本纪》录，“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启*终用武力征服了有扈氏。启有五子，启亡后，兄弟五人闹内讧，又发生了“五子”之乱。《逸周书·尝麦解》载：“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远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赂。”“殷”字应为“夏”或为“启”，“胥兴作乱”，即“五子”之乱。太康时期，内政的动乱削弱了夏朝的国力，夏朝一度被夷人所侵，《后汉书·东夷列传》日：“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可见，夏代前期是个战事不断，政权不稳，动乱不安的时期。
少康时期，战事虽依然持续不断，但政权的不稳局面得到了控制。少康即位后采用重农与治水的改革措施增强了国力。《古本竹书纪年》云：“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汉书·东夷列传》云：“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少康之后，历经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六世七王。这一时期，夏朝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疆界也在战争中向东方继续扩展，达及山东、苏北、皖北等地区。
从帝孔甲开始，历经皋、发、癸（桀）四世，夏朝灭亡。《国语·周语下》录：“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史记·夏本纪》云：“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夏代*后一位君主桀的荒淫暴行更是加快了夏朝的灭亡。桀大肆修建楼台，劳民伤财，加深了百姓的负担，《古本竹书纪年》记录他：“筑倾宫，饰瑶台。”同时，夏朝又逢大旱，《国语·周语上》记：“伊洛竭而夏亡。”天灾人祸之际，颓弱的夏王朝难以抵挡外族的入侵，《后汉书·东夷列传》记：“桀为暴虐，诸夷内侵。”在众叛亲离，四面临敌的无助处境中，夏*终被它原来的附属国之一“商”所代替。
夏代是以夏部落为首的方国联盟，一方面，夏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使它能控制、影响其他方国的文化。特别是夏中期国势较为昌盛，声望远播，方夷来宾，政治的稳定又促使了器物创作的繁华，使方夷各地都具有夏文化的痕迹。另一方面，夏代方国众多，中央集权制尚未稳定。夏代前后期皆动乱不安，战事不断，这时期夏部落对方国的影响衰退，致使方国文化保持了其自身特色。所以，夏代是一个向专制集权统治渐进，却还未形成集权统治系统化的一个国家政权建立的初涉时代，这使夏代的文化具有显著的趋同与多样并存的特色，在其政治、经济、文化上表现出处于两极之间的过渡性质。
　 二、体制的变革
　 夏朝以强大武力使众多方国臣服于它，但它还未能形成中央集权制，采取的是分封制，即分封一些同姓子弟、异姓功臣，承认一些氏族部落的合理存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刘累……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有夏一代在不断地进行分封，并用分封制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
夏王朝在政治体制上与原始氏族社会的另一项不同表现为世袭制的确立。夏王朝从禹建立王位开始，到汤灭夏桀为止，共经17世17王。禹又称“夏禹”、“大禹”、“伯禹”、“崇禹”，是传说中治水的英雄。启是夏朝第二代君主，禹死，传位于益，可王位*终却被禹的儿子启继承了，这违背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禅让制，从此中国就开始了世袭王位制。从禅让到世袭的政治体系的演变使原始氏族社会转变为专制社会，随之而来的除了用武力巩固政权外，便是需要一套维护既定秩序的道理，夏朝也就开始了礼法文明的萌芽。
从考古的成果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夏代的礼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夏代遗址发掘出了大量作为礼器的陶器、玉器和青铜器。夏代器物中觚、爵、盉三种陶器经常成套出现，应为具有特殊意蕴的礼器；二里头挖掘出大量的玉钺、玉圭、玉刀、玉璋、玉琮等玉石礼器；青铜器爵、斝、角、益、鼎等也是夏代重要的礼器。二里头遗址的宫殿群中发现了宗庙，这进一步证明了礼制文化在夏代的盛行。
文献记载中也有对此的大量论述。在夏代，原始社会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关系逐渐被专制王权所代替，而王权需要更繁缛的仪式、教化、刑法来维护和巩固，这就导致了夏代社会基本体制的巨变。这种巨变主要反映在两方面：赏罚制的实行与礼仪意识的萌芽。
春秋时叔向对子产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左传·昭公六年》）。“禹刑”是夏代刑法的总称，是我国历史上*早出现的刑法。之所以认为夏代是一个发生了重大变革，不同于之前的社会，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推行赏罚制的专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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