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论语》、《老子》应当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两本书。而《论语》全部是语录——说话的记录，是典型的通俗化作品。《老子》则走得更远，全书不但不引经据典，反而大量吸收民谚、俚语充实自己。孟子、庄子、韩非都是讲故事的能手。荀子还编写“快板”、“顺口溜”，其《成相篇》采用的是典型的民间通俗文艺形式，朱熹在注序中认为该篇属“举重劝力之歌”(即夯歌)，王先谦《荀子集解》引杨惊、卢文招、俞樾各家的注，均认定其为“舂歌”(劳动号子)，近代学者杜国庠更认为其类似于“凤阳花鼓词”(《杜国庠文集·论荀子的成相篇》)。
在中国历史上，凡属开创学说学派的思想论著，都有通俗化的特点，这就是先秦诸子的文章都比较好读的原因。
至秦汉以后，开创气魄少了，文章反而难读了。然而，尽管如此，董仲舒的文章还是无须多作注解的，仍有先秦之风。
至宋明思潮兴起，文章又有改观。理学家们“自家体贴出天理二字”，从一个新的高度弘扬哲学“道统”，有了新的开创性，便又重新用口语化的作品阐发理论，推广见解。二程及朱熹的著作其口语化的程度往往与当时的话本小说无异，甚至更少修饰和润色，更有家常感。理学思潮中，程朱学派后来绝对控制了全国思想界乃至民众的日常生活习俗，与其传播技巧上的通俗化特点不能说没有关系(王阳明的崛起同样带来过一次“白话文运动”)。而相比之下，宋初张载的著作就显得比较难读。张载的关学此后在社会影响上稍逊于洛学(编者注：张载是关中人，其学说称“关学”；二程为洛阳人，其学说称“洛学”)，固然因为其思路与现实体制的走向有所矛盾，但也不能说与其文字较深无关。
中国哲学立足于通俗而不是“通雅”，西方哲学立足于“通雅”而不是通俗。西方古典哲学基本停留在小圈子里，并不面向社会和面向民众，西方哲人的著作往往是献给同道的(这一般在书的扉页上就标明着)，并不考虑说服、感召、吸引社会大众。西方哲学史上有不少纯书斋式的学者，其周游列国、遍干诸侯、力图以学说改变天下的

人与和:重新认识中国哲学(2007/4) 作者简介

马中，1946年生，西安市哲学学会会长、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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