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的代表告诉我说，他们局里雇用女员工主要是做些文案工作，他督促我应该多学些文秘技能。因此，毕业之后，我又去了商业技能培训学校，学习打字和速记，同时等待着中情局告知我录用与否的通知。
收到录用通知之后，我坐火车来到华盛顿。我先被分配进一个混合打字小组，按照要求，我们这群新近录用的女员工把一些朝鲜科学家的名字输入在3×5的卡片上——这些人的名字曾经登载在专业期刊上。我们可能把很多人的名字都输错了，但似乎没人在意。我们就这么原地踏步地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接到通知去参加测谎器测试，只有我们顺利通过这个测试，才算真正得到了一份工作。在和我的面试官进行了一轮哲学辩论之后，我顺利过关。我们争辩的问题是：蒋介石是否是中国的救星，以及是否可以把共产党人界定为土地改革者。我的回答肯定属于中规中矩的正统理论，因为我在大学学过远东历史，因此对这个话题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面试官。
在分配任务的过程中，他们问我对于去海外工作是否感兴趣，如果感兴趣的话，想去哪里。欧洲自然是我的**选择，但是人力资源处却成功说服我接受了随便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工作的可能性。不久，我接到了我的分配通知：近东和非洲分部。
我在此工作了不长一段时间之后，人力资源处给我提供了在法属西非分部前哨任行政助理的一个工作岗位。我不知道工作地点具体在哪里，人力资源处也不知道，我们在地图上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了其所在地。然后，在纠结了一两天之后，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在当时，一个女人的教育背景和语言成就其实几乎是一文不值。我在大学兼修的是德语，经过六年的学习，我对德语烂熟于心。同时，我也学了两年法语，但我对法语的掌握还不是很牢固。然而，当时对一个女职员工作能力的唯一评价标准就是打字，而我的打字能力自然也不差。
幸运的是，我的这份任命遇到了些牵扯，因此在出发去海外之前，我又在华盛顿待了近一年。当时我和朋友们都没多少钱，但是我们却想方设法一起凑钱外出旅游和游玩。这个时期，中情局的办公地还在城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时营房里，就在宪法大道和独立大道中间的倒影池边，所以我们所处的位置可算是得天独厚了。那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我每天坐公交车去上班，有时在宪法大道等待回家的巴士时，会看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后面的高尔夫球场练球。而我*美好的记忆就是冬天带着滑冰鞋去上班，然后到了午餐休息时间，我就可以在倒影池滑冰了。
接下来在非洲西部度过的两年也是相当惬意。我们工作站的主管约翰爱德华是个相当优秀的领导，是位哈佛毕业的古典绅士，也是参加过**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一直生活在法国和讲法语的非洲各国，所以，他的法语讲得特别地道。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我的法语也逐渐变得流畅起来了。他是一个很宽容的领导，允许我在西部非洲到处去旅游。我所做过的*漫长、*冒险的一次旅行就是坐火车到刚果马里的巴马科，然后，又坐船到尼日尔河的北端，在一些迷人的地方如加纳的莫普提、杰内和廷巴克稍做停留。
西部非洲的旅行也让我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平生**次，我因为自己是个白人而处于一种孤立中。这种感觉从一下飞机就困扰着我，后来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这个现实。
不过，一旦融入进去，我就开始享受在非洲的生活了，于是又申请继续在非洲工作。这一次，我被派到了东非。东非的职位也自有其独特的好处。地处海拔7000英尺的高度，此地气候宜人，四季如春，鲜花怒放。同时，我们也不用遭受那携带着疟疾的蚊子的折磨，远离各种毒蛇以及其他热带疾病。
有时，我们会利用周末假期，沿着东非大峡谷到红海去游泳和潜水。整段旅程需要花两个小时，路很狭窄，大约有上百个小弯道，但是路边的风景美不胜收，我们经常会在路上遇见狒狒或者犬羚，而当我们到达红海边的时候，*常见的则是那宛如巨大披肩般的漫天红霞。
东非之旅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我和我的上级合不来，而整个工作站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不管怎么说，除过下班后和周末的冒险之外，我在非洲也开始了很多工作。而在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又接到了非洲另外一个职位的任命，我的工作范围依旧是我已经熟悉多年的行政文案，只是这一次，我被提升为工作站的翻译组长，因为被委派来的上司居然不会法语！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职业奋斗目标，但当下这个职位似乎并不是很理想。另外，非洲分部当时的政策（当时可以堂而皇之地表达）是不再提升已经达到GS-07级别的女员工。而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升到了GS-07了，所以我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我开始在非洲之外寻找——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恰好有一个合适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仅可以让我有机会了解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部分，同时，这份工作的级别是GS-09，当时很少有女员工们能达到这个级别，尽管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从行动上来说，芬兰的工作远比我在非洲的工作活跃忙碌。因为芬兰毗邻苏联，因此赫尔辛基的中情局工作站的全部工作重点都放在苏联目标上——我现在也已经对这些目标开始有了些专业认知。我的日常工作包括持续更新实时数控与分析（REDCAP）笔记——即全面记录芬兰境内所有苏联官员的名单——必须随时更新。我开始熟悉各种各样的苏联人名、组织机构、职业模式、情报部门的各种动向等诸如此类的详细情况。同时，我个人也亲身参与了一个颇有争议的精彩案例，这一案子是安格尔顿时期的一个要标志（即我要在下面提到的詹姆士杰西安格尔顿，1954～1974年一直是中情局反情报处处长）。
1961年12月的一天，克格勃反情报局的一名官员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葛里森携妻女出现在中情局芬兰办公室主管弗兰克弗利伯格的门口，声称他一定要从苏联叛逃。反应机敏、决断迅速的弗利伯格即刻联系我和斯蒂芬W。
弗利伯格给我们发出行动指令：斯蒂芬立刻带着葛里森一家人的护照到美国大使馆，请大使馆配合发放美国签证。幸运的是，斯蒂芬很快就办妥了这件事，也没有引起任何的怀疑。而我，则被要求去办公室里提取足够弗兰克和葛里森一家出行的现金。当时我的行政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我们部门的经费，因此我能打开我们存储现金的保险箱。
我迅速开车到达我们办事处，打开保险箱，取出一大沓现金，顾不得清点数额，就直接驱车赶到了机场，弗兰克指令我和斯蒂芬在此和他会合。当时正是12月，路上满是积雪，我还记得在慌乱中，我的大众甲壳虫撞上了一个水泥电车站牌。幸运的是，当时四周没有警察，没人发现我的撞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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