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姆格拉泽（Mugraze）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Molotov）都讲起过这样一件事：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用图钉把它按在墙上，对周围的人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些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世界：“这儿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的中国一带画圈，“长春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王南枝等译，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5—16页。斯大林的这一番表白很说明问题。
除了斯大林不喜欢的高加索以南的边界问题——这一点在下面将会提到，总的说来，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从近东经蒙古、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到日本北方诸岛，苏联通过战争和雅尔塔体制获得的政治权益，实现了俄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建立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缓冲带这一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与西方盟国建立合作和协调关系的结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和平共处，惟有如此，才能以*小的代价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对于世界革命这一苏联发展的宏大战略目标来讲，和平共处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暂时的、短期的目标。斯大林相信，社会主义的苏联*终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这是苏联和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方式只能是暴力革命。斯大林在战前就说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22、223页。战后，斯大林更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41—442、593、616页。危机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是斯大林总危机理论的逻辑。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便应纳入世界革命的目标体系，至于外部世界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并不重要。所以，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要服从于世界革命，它只是世界革命总目标当中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
不过，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这一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来讲，世界革命又成为一种手段，或者是对外战略中一种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如果说在列宁时期，俄共（布）以世界革命为己任，企盼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解放全人类，甚至没有国界的概念，那么到了斯大林时期，大俄罗斯主义已经在苏联党内根深蒂固。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高地位，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方针。这一方针的理论基础就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斯大林在战前就认为，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时候，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毫不留情地再次瓜分了波兰，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并建立起“东方阵线”，强词夺理地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通过一纸命令解散了“共产国际”。既然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应
当服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应该起来革命，什么时候起来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是否给以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看这种革命行动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又一个逻辑。
总之，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
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
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维持大国合作出发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
苏联在1945年处理希腊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欧洲共产党活动等问题的消极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斯大林坚持这一外交方针的基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抗衡。
第二，斯大林认为战后一段时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苏联确立外交合作方针的前提。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新的战争有两层含义，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战争。斯大林认为，爆发前一种战争的可能性要大于后一种战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战争的目的是要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而与苏联的战争则涉及资本主义自身的存亡问题。但是，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86、597—598页。所以，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联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有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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