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有一点很高明，他认为只有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水平提高上去了，这些问题才可能解决。保持警惕，必要的限制、必要的防止腐败的措施不能缺少。但根本的问题是要发展经济。许多问题，经济发展后才能得到解决。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民主化
受访人——谷梅（MerIeGoldman）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波士顿大学中国历史荣誉退休教授，曾任美国外国关系顾问理事会理事
——没有人会否认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较近代各个时期都要高，也没有人会否认目前中国一定程度的稳定是其近、现代历史上长期以来所没有的。
——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将现代经济原理，即以与外面世界互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儒家传统结合起来的话，这个社会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现代社会。当然了，这个社会还应该有英明的领导人，他们懂得如何统一中国，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如何对外开放，这些都是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
——政治改革首先要培训普通民众，使他们有公民意识，使他们知道谁是自己真正想要投票选举的人，知道如果这个人拿到了他们的选票会做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又会对政治和社会发生何种影响，这是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过程和方面。

社会变迁与体制建构
受访人——裴宜理（EizabethJ.Perry）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和谐社会，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社会公正，另一个是社会稳定，因为政府对社会抗议仍有顾虑。在我看来，社会抗议也许在许多方面其实对中国有益，因为通过社会抗议，可以使中国的领导层感知民意，知道有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存在。社会
和谐不意味着压制社会抗议，我觉得社会和谐是一件好事。
——不同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会孕育出不同的对于权利的独特理解，这些理解都应被包含在普遍的人权概念里。我们也应意识到政治权利、参政权、福利权、生存权以及工作权、退休权的重要性。这些权利应是构成理想而美好的人类社会的基石。我希望看到中西方关于权利概念的对话，这样便于我们理解不同的传统对丰富权利概念所作的贡献。美国对权利的理解不应处于主导地位，尽管我认为美国人所强调的权利概念非常普遍，也非常重要，但那不代表权利概念的全部含义。
——中国的政治抗议更可能增强中国的政体而非削弱它。因为我觉得这些政治抗议可以让中国领导人更好地理解社会问题出在哪些地方，并允许领导层以具有创造性和灵活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家庭与亲属制度的嬗变
受访人——华琛（James L.Watson）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讲座教授
——我始终坚信一点，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你必须观察家庭、亲属制度、婚姻和财产关系。所有这些东西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而财产是根本。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有一点是恒久的，那就是由财产界定权力、身份、地位和其他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是由财产性质的变化而引起的家庭和亲属关系制度的变化。如果你改变了财产关系，其他一切就会跟着变。
——如果你想看现实中的亚洲价值观，你用不着去上海、北京、广州、香港或新加坡，因为那里已经不再是亚洲价值观的中心了。如果你真的相信儒家思想，你完全可以在美国、印度北部或墨西哥的农村地区找到它，你也会在那儿发现亚洲价值观。
——我*好的工作就是“动摇”我的中国学生，困扰他们，使他们不安，消解他们作为局内人对中国的原有理解，这样他们回到中国的时候，就会带着全新的眼光观察它。我觉得世界历史上*灿烂的成就之一就是历经数千年的岁月，中国的国家政府
——包括帝国时期、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改革以来——保持了民众对中国人身份和统一的中国文化的认同。而中国地域之广袤多样如同一床五光十色的“百衲被”，就是像我祖母用各种颜色的碎布缝出来的一床大被子。我眼睛里的中国是“异”，而你眼睛里的中国是“同”。

寻求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平衡
受访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 Farquhar）
美国著名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专家，曾任哈佛大学政府系主任、勒鲁瓦·威廉姆斯（IJemyB.williams）历史和政治学讲座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我的研究方法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是读原始文献，然后试图理解它们。首先还是要看原始资料，因为世界各地的政治家总会暴露真实的自己。
——我认为铁三角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政治。西方国家与此不同.在西方国家里也有一个领袖、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官僚体系，但是社会在铁三角之外，包容着这个三角。
——改变一个制度给你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还要大，这就需要一个充满勇气的领袖，一个强有力的领袖。
中国法治化：打造“第二长城”
受访人——安守廉（William P.AIford）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亨利·斯蒂姆森（HenryLstimson）教授、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要研究法律，就得了解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哲学等，因为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在影响着法律。要了解中国法律，就一定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事实上，不只是对中国如此，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
——中国的处世哲学是乐观主义的，讲求人性善，注重用道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道德来管理社会。反观西方人，则不这么乐观，比较强调外在的管理与约束。这两方面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中国和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都比较有特点，各有长处，是可以互相借鉴和学习的。
——我认为，每一个国家在建立起来自己模式的时候，都需要做两件事情。一要关注自己本国的特色、自己国家的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应该注意世界的趋势、世界的义务，这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回避的。
法律改革的两难：职业主义与大众主义
中美关系与我的中国法研究
中国的软实力与对外交往
巧实务和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应完整地看待新中国的历史
在细微处观察中国历史
和平：国家间交往的良性基础
崛起的中国与蓬勃发展的哈佛中国学
附录一 本卷采访人、合作者简介
附录二 三十年河西 哈佛看中国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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