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推荐了一批隐世的人才，特别是文化人才。明据可查的便有雷次宗、陶潜、刘凝之、宗彧之。雷次宗是儒学大师，对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和《毛诗》（《诗经》）特别有研究。陶潜就是著名文学家陶渊明。刘凝之以德闻名，与富户出身的妻子甘贫乐道，乐善好施，妻子丰厚的嫁妆都分给了亲朋好友，有余钱或地方官给予的钱都用来周济穷苦人。宗彧之亦以德行和文章著称。虽然这四位都谢绝出仕，但反映了宋文帝在文治方面的态度。后来，在多次努力下，雷次宗终于在元嘉中后期两次出山去建康讲学，影响深远，不能不说这次征召有其积极意义。
此后，宋文帝继续坚持节俭与恤民的方针。元嘉四年（427年）二月，主管皇家车马的车府令建议更换皇帝御辇的车篷，并为车席边缘包裹代表尊贵的紫皮。宋文帝认为竹制的车篷还没有损坏，而紫皮又过于昂贵，所以没有同意。针对各地的水旱疾疫，他却不吝派人赈灾。特别是元嘉四年夏季的京师瘟疫，他不仅派遣医生和发放药品，还对无家属的死难者免费提供棺材，予以收埋。面对自元嘉四年秋开始的大旱灾，他在次年正月下《罪己诏》，认为“责深在予”，要求政府各部门直言朝政不足之处，不得隐讳。
此间，在经济政策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他积极筹划铸钱事宜，这是自西晋以来一个半世纪之后又一次官方铸钱活动。尽管元嘉四铢的实际开铸始于元嘉七年（430年）十月，此时**次北伐已经开始，但讨论和准备应早于此时。根据目前对考古发现的元嘉铸钱陶范和钱币实物的研究，当时开铸的四铢钱有效仿汉武盛世改革之义，虽然多年未铸钱导致铸造技术退步，铜矿资源不足又稍有减重，但新钱仍然厚实足量，有利于市场流通，堪称善政。
宋文帝还给予了帝乡的百姓特殊照顾。这里所说的帝乡，不是彭城县，而是刘裕迁居的丹徒县。丹徒不仅是帝乡，还是刘宋王朝支柱北府兵的重要来源地，当地的乡亲有许多参加过刘裕的起义，甚至倾家荡产追随他南征北战①，为刘宋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封建社会，对这样一片“龙兴之地”给予超常规的政策倾斜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元嘉四年二月，宋文帝来到丹徒县，拜谒祖宗的陵墓。三月初三，他又仿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事②，在丹徒行宫大宴父老乡亲，并下诏加恩免除丹徒县当年的租布，所有犯了五年以下徒刑的丹徒籍刑犯均立即予以释放，参与开国战事的军人家庭以及现在为将的家庭给予抚恤。当然，宋文帝的政策力度比不上刘邦的世代免除赋税徭役，这是大一统王朝与偏安政权在气度上的差异，更是南朝国家对民户控制力弱、经济实力不强，不允许在福利政策上开口太大的缘故。
除了百姓得益之外，朝廷上层政治的稳定与否也是衡量*高统治者作为的重要标准。作为一个封建王朝，君权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大事，因此，太子被认为是国之根本（简称国本）。早定国本，确立名分尊卑，被认为是减轻王朝内斗的一种策略。宋文帝接纳了这一观点，元嘉六年（429年）三月二十五日，他立年仅4岁的嫡长子刘劭为太子。
权力分配和运作方面，随着辅政大臣集团被清洗，缺少了共同的敌人，表面团结一致的群体也开始分化，旧有的裂痕显现出来。起初朝廷的政治格局是王弘以录尚书事的身份主掌外朝（即为宰相），王华、王昙首以侍中身份主掌内朝。王华作为王氏不同分支的代表，本就与王弘、王昙首存在微妙的利益争夺，且他一贯功利心重，不甘人下，甚至直截了当感叹“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对不能大权独揽不满，加剧了内部斗争。幸喜的是，元嘉四年王华病逝，并未造成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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