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慈善发展报告-慈善蓝皮书-2013版 本书特色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版)》由杨团编著。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版)》简介： 2012年，是中国慈善公益业界打破界限、打开视野，与各种社会力量交织汇集，推动中国慈善社会化变革发端的一年。      2012年，中国慈善公益界*显著的特征，是社会救助与社会问责网络微公益向公民自由结社及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微公益社会运动转化。      2012年，网络微公益不仅产生了大量关爱与救助行动，而且通过网络形成彰显人间关爱与悲悯情怀的新的社会结盟，在各地对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的浪潮中自然而然地成为公民的自由结社组织。这种线上的微公益行动向线下的公益结社转化，并与理性思考相结合，诞生了一大批自下而上、基于平民意识的草根型社会组织，形成了民间社会组织寻求自主、自治的浪潮。      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49．2万个社会组织，比2011年的46．2万个增长了6．5％，是自2009年以来社会组织总量增长*快的一年。其中，社会团体26．8万个，比2011年增长了5％；民办非企业单位22．1万个，比2011 年增长了8．3％；基金会2961个，比2011年增长了13 ．3％。其中，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超过公募基金会。而公募基金会中，类似深圳壹基金的无业务主管单位的公募基金会就高达70多家。此外，在城市街道社区备案的群众性社会组织达20多万个。在上述社会组织总量中还没有计入各地尚未登记的草根型社会组织，有些组织还进入了各地政府支持下的公益孵化器。它们在网上网下的公共空间大范围地成长起来，并且掀起了实实在在的中国社会的改造运动。      2012年的网络微公益问责不仅突破了2011年针对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的局限，甚至超越了慈善公益领域，深入到对公权力的问责和网络反腐方面。例如，针对上访妈妈唐慧被关押劳教掀起的微博救援行动，引发了废除劳教制度的网络大讨论，直接推动了废除劳教制度的立法进程。再如，四川、安徽、浙江等地不约而同地爆发了居民的网络抗争，并*终推动当地政府部门取消了有环境污染的招商引资项目。此外，对异地高考的公众意见；因贵州毕节 5名男孩事件质疑儿童救助体制；民间环保组织发起公众监督pm2．5数据；对于番禺“房叔”和周口平坟的网络追问；等等，都是先发出要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强烈呼吁，而后演化为维护社会公义的社会运动，其结果都推进了社会政策的改变与社会制度的进步，彰显了公民运用微公益行使自己社会权利的巨大力量。      微公益运动也进一步警示了政府，多年累积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尤其在征地、拆迁、规划、城市管理、环境、住房等直接涉及公众利益的领域中的问题在2012年集中爆发和暴露出来，从而诱发了成规模的社会冲突与网络社会运动。这说明严重缺失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社会政策让公众的社会心理承受度到了极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正是公众的社会行动成为中国政府深化经济和社会改革、谋求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社会政策的压力与动力。      2012年，中国慈善公益界第二个突出特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适应社会需求，吸取社会能量，形成适调性反应，持续推出一系列新政策，与正处于萌芽期的公民社会形成互动。      一是放宽社会组织登记制度。2012年，广东、上海、北京、山东、云南、郑州、深圳等地政府继2011年以来持续推出社会组织登记注册新政策，尝试取消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双轨制。这些努力为2013年3 月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慈善公益等四类社会组织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是放开公募权试点。广州、上海先后正式实施募捐条例，强化募捐备案许可，适当降低准入门槛；强制公开募捐信息，实行阳光募捐，为中国公募权的放开与加强监管开了先河。它意味着未来中国政府将以立法和监管并举的方式推动市场平等竞争下的公募权准入与监管体系。      三是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去行政化。上海、北京、3vi,_、深圳等地政府做了有益的尝试。北京市政府提出公务人员要逐步退出公益慈善组织，形成平等竞争的社会公益主体。深圳市政府取消市民政局与市慈善会的行政隶属关系，实行政社分离，在中国慈善会系统去行政化改革中先声夺人。      四是中央政府更加明确了慈善公益的主体地位。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现代化社会组织体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首次将公益诉讼制度写入了《民事诉讼法》，中国环保组织也首次在云南曲靖、贵州贵阳以公益诉讼主体身份代表受害主体状告环境污染企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这意味着公民的权利保障向法制化方向前进了很大一步，从而为公共空间的构建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夯实了法律基础。民政部明确了救灾捐赠的导向机制，提出今后政府将不再指定接收捐赠的救灾慈善组织。国家宗教局联合若干部委发布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推动宗教慈善进入社会主流形态。      五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2012年，中央政府首次通过建立公共财政资助机制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扶持。用财政预算资金2亿元资助社会组织发展示范项目、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人员培训示范项目。全年共执行项目377个，举办培训120余期，共培训1．77万人。     项目共带动社会资金3．2亿元，185万群众直接受益。广东、上海、浙江、山东、湖南、四川、云南等地政府和部门也纷纷出台相关规定，用专项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发展。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给社会组织提供了关键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向社会组织的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2012年第三个突出特征，是公益慈善业界的反思与行动在不断深化中。      2012年是中国慈善公益界各类组织继续接受考验的一年。2011年爆发的社会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问责风暴”并未平息。     全行业的公信力危机在 2011年“触底”却未在2012年“回升”。社会问责和社会竞争的加剧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中国的公民社会需要多样化的慈善生态，既需要能覆盖全国范围的庞大数量的草根组织，又需要足够的有一流水平的正式登记注册的慈善公益组织。公益界应少一些抱怨、多一些改造和提升自我的意识与行动。      备受公众和政府关注的中国红十字会，在2012年厘清了自己的角色地位，系接受国家特定法、国际红十字运动和公众志愿捐赠三重赋权的法定机构，需要进行一场以基层志愿者为本、以公开透明为基础和前提的治理变革，用社会权力制衡公共权力的方式重建红会公信力。      中国慈善界的高端网络——中华慈善百人论坛 2012年分别在台湾和香港召开第五次、第六次论坛，讨论宗教与慈善、跨界合作话题。112家公益慈善组织共同发起“透明慈善联合行动”。非公募基金会和部分公募基金会在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深入互动，讨论诚信、能力、创造价值等新的命题。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公募组织通过社会招标扶持草根组织发展，推动公益产业链的形成。各种公募组织进一步感受到竞争与问责的压力，要主动迎接变革致力于推动业界管理的改进与创新。      2012年第四个突出特征，是第三方研究、传播与监管服务崛起。      继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成立后，2012 年，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相继设立了公益研究机构；继 2008年首部《中国慈善发展报告》(慈善蓝皮书)、 2011年首部《第三部门观察报告》出版后，2012年，《社会创新蓝皮书》《中国公益发展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多部反映慈善公益的年度报告喷涌而出，大大改善了慈善公益的研究状况；慈善公益成为各类媒体深度报道的焦点，中央电视台在 2012年推出“梦想合唱团”“为你而战”和“小区英雄”等三大公益板块，深度传播公益理念，腾讯、新浪、百度等著名网络公司从公益传播转而加入公益实践，推出了公益募款平台；基金会中心网在2012 正式推出“中基透明指数”，首次建立了中国公益组织第三方独立评价体系。发达、中立、高质量的媒体和第三方监管服务是建设高水平、高效率的慈善公益行业，导引行业向健康方向行进的重要保障。      2012年，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不完全统计，中国慈善公益的社会捐赠总量约为’700亿元。与2011年度的捐赠总量845 亿元相比，下降约17％左右。      2012社会捐赠总量下降幅度较大，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受经济下行的影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冲击了中国的经济，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和巨额投资，2009～2010年的经济显示出强劲增长，而政府全面替代市场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在2011年开始显现， 2012年更是集中爆发出来。急剧投入的新增货币80％以上流向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平台，国有经济的资源成本很低，经营效益更低，经营效率日渐下降。而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制造业，面临高利率、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交易成本上升的四重挤压，陷入萎缩低迷的状态，连带就业的主战场也出现萎缩态势。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对于以民营企业和民众为主体的社会捐赠总量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是受2011年“问责风暴”的影响。“问责风暴 ”主要指向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而受累的则是正式登记注册的全部社会组织。公众质疑的不仅是这些组织的受赠和分配数据是否透明公开，也涉及作为捐赠人和受赠人中介的社会组织的管理能力和效率等问题。公众对正式组织产生逆反心理，正式组织之外的公民捐赠空间大为拓展，而包括网络捐赠在内的非正式组织捐赠基本上未在统计之列。      三是受税收政策的影响。迄今为止，我国正式登记注册的三类民间社会组织中，民办非企业单位并未获得与社团和基金会一样的慈善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致使有关捐赠难以落实甚至只好绕道而行。另外，所有的公益性捐赠在超出税前扣除限额的部分可向以后年度结转扣除是国际的通行做法，我国并未采用，而这对于实施大规模捐赠的企业是有妨害的。     还有，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并未详细规定纳税人申请税前扣除的程序，致使法律规定的对捐赠企业和个人的减免税规定很难得到实现，这个长期以来困扰捐赠者和受赠机构的问题，在经济下滑时期的负面效果就更加明显。      总之，相比于2011年，2012年公民的自由意识和独立意志更为彰显，以自由结社和组织自治、公民自治为核心的社会土壤培养基进一步孕育和生成，社会氛围也从更多的抱怨和批判转向更多的自我行为的改变。在这样的社会土壤基础上，公民自发的群体性公共选择渐渐有了轮廓，“两会”后政策利好消息也已经释出，这些都预示着2013年将成为中国各种公民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的蓬勃生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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