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 本书特色

《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丛书

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取文本分析、思想史研究等方法。如前所述，中国学研究属于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因此，对中国学研究首先必须立足于文本研究，同时必须进行思想史研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笔者试图在具体问题上运用话语分析方法。话语分析方法中笔者力图突出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
所谓语境就是指话语环境。关注语境在学术史、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是学术理路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语境分析、语境关怀体现了当代学术发展的趋势。20世纪20年代，波兰人类语言学家马林洛夫斯基（malinowski）便在语言学界举起语境研究的大旗。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理论的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哲学界兴起了结构主义思潮。同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也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符号学的发展。结构主义、现代符号学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又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语言转向”，而语言转向首先要关注的就是语境问题。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互为依赖的词的系统，每个词的价值仅仅取决于其他词的同时在场（presence）。这就是说，语境对于语词的意义十分重要。

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 目录

导论
史论篇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美国中国学研究
　从《当代美国的“显学”》反思美国中国学研究
　关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美国中国学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学问题的讨论
史家篇
　引言
　抗战时期来华对费正清中国研究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
　黄宗智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的特点
　杜赞奇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背景
范式篇
　引言
　美国中国学的西方中心范式——以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为例
　杜赞奇的复线历史范式的内涵
专题篇
　引言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界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
后 记

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 节选

《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取文本分析、思想史研究等方法。如前所述，中国学研究属于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因此，对中国学研究首先必须立足于文本研究，同时必须进行思想史研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笔者试图在具体问题上运用话语分析方法。话语分析方法中笔者力图突出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所谓语境就是指话语环境。关注语境在学术史、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是学术理路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语境分析、语境关怀体现了当代学术发展的趋势。20世纪20年代，波兰人类语言学家马林洛夫斯基（Malinowski）便在语言学界举起语境研究的大旗。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理论的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哲学界兴起了结构主义思潮。同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也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符号学的发展。结构主义、现代符号学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又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语言转向”，而语言转向首先要关注的就是语境问题。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互为依赖的词的系统，每个词的价值仅仅取决于其他词的同时在场（Presence）。这就是说，语境对于语词的意义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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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此外，关于费正清的研究，笔者以为还可以尝试进行版本学的研究。其代表作——《美国与中国》曾多次再版，而每一版本不仅有新内容的加入，而且也融人了他对中国问题的新思考。因此，对该书进行版本学研究无疑可以更深入地研究费正清。笔者在本篇中，专门探讨了抗战时期来华对费正清中国研究的影响。关于费正清的研究，笔者以为，还需要将费正清一生分为不同阶段，进行不同阶段的生平和思想研究。因此，笔者在本篇内也将探讨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通过研究可见，费正清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时局中对于中国发展态势的认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都是有深知远见的。第二，需要拓展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关于中国学家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学家，至多将研究的对象拓展到了保罗。柯文等。但是自中国学创建以来，海外学界涌现了一批批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研究。例如，就美国的中国研究来看，保罗·柯文以来，逐步形成了广泛的反思潮流。而在反思中国研究的过程中，黄宗智则是其中较为典型的学者。他不仅进行历史研究，而且不断地对中国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和反思。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出，黄宗智的反思是接续保罗.柯文的。保罗.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而黄宗智则进一步思考如何才能避免“中国中心观”对人们认识中国的束缚。因此，他提出了要走向实践历史。此外，在美国中国学家中，近年来还有诸多代表性人物需要关注。如运用后现代史学研究中国的代表性人物就有何伟亚、杜赞奇等人。其中，杜赞奇也对中国研究进行了理论思考。笔者以为，从理论上讲，杜赞奇的突出之处，是他试图将人们关于中国“是什么”的问题，转变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上来。如果更深入地分析杜赞奇的研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历史观、方法论等方面都受到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影响，并试图走出一条新的中国研究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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