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本书特色

这本书很小，但是谈论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现阶段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关系。该书构画了近年来美国在国际上的一些举动，从中得出美国外交政策形态上的影响。伊拉克战争、9.11事件，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美国的世纪吗？

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内容简介

这本书很小，但是谈论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现阶段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关系。首先理应由我来指出本书的一些不足之处。尽管我的题目是《又一个美国世纪吗?——2000年之后的美国与世界》，但是这并不是一本带有预言性质的专著，也不是主要讨论发生在2000年以后的事情。我只想勾画一下近年来美国在国际上的一些举动，从中得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普遍模式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苏联的解体——这个受众人欢呼的“历史性终结”，以及西方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必然胜利，为这样一种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所以我冒昧地把研究的专注点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美国政府——特别是克林顿政府上。
　　然而，本书*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的主流政见之争已经日益趋向于一致。例如在美国，从前的左翼政党(例如克林顿的民主党)已经接纳了其右翼竞争对手的许多政策，尤其在经济方面。可见克林顿政府并非代表美国历史上左翼政党执政的中断时期，而是当今各种政治主流思想的合理汇集。因此，当我们在谈到外交政策和国际经济问题而非社会问题时，这种说法显得尤为正确，这一点我还将在后面的论述中继续强调。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在向全世界推销美国经济政策的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这个事实也印证了我的观点。克林顿是冷战后当选的美国总统，也是继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后**位免受苏联的影响而制定国际政策的美国领导人。他鼓舞了美国的士气，并通过对政府的管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其口才和雄辩激起寸美国的高度期望，并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标准，用于评判在他领导之下的政府的绩效。
　　应该指出的是，本书并不是一个针对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而作的报告，而是一个更广的尝试，以评估这些*为重要的趋势和状态——iE是这些趋势和状态塑造了20世纪末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在书中，我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了政府官员的行动和信念，但是，我也想更一般地阐释美国社会的某些基本框架。显然这是很困难的，但我希望至少能够从更宽的视角——商业角度、媒体角度、更广泛的公众的角度来阐释美国对世界的影响。我还想激发读者结合历史背景来思考这些问题，不仅如此，还应站在未来几十年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并不想回答，未来的21世纪是否是美国的世纪，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停下来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其背后的条件和隐含的假设，以及许多美国人断言未来是美国世纪的必胜情绪。
　　1941年2月，也即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十个月，出版业的一位百万富翁，亨利·R．卢斯(HenryR．Luce)，在其《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讨论国家状况的文章。卢斯指出，在20世纪的前40年里，美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已经控制了世界的命运，人类历史因此也经历了一个不幸的转折：
　　“想想20世纪吧。这是我们的世纪，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碰巧生活在这个世纪里，而且因为这是美国主导世界的**个世纪。迄今为止，我们的这个世纪意义深远，但又充满了悲惨和失望。没有哪个世纪如此伟大，给人类带来进步和幸福的许诺。也没有任何一个世纪有这么多男人、妇女和儿童经受了如此的伤害、苦闷及痛苦的死亡。”
　　当然，因为在卢斯所生活的年代，他目睹了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他的观点并不是悲观主义者的见解，他也并不想号召读者把眼界放低一些。与之相反，卢斯认为世界面临的*大问题是，美国已经获得了20世纪的所有权，并完全承担起维护这个所有权的责任。美国成为孤立主义者，极不愿意向世界上其他人伸出援助之手。卢斯为美国的义务设立了一系列更好的模型，并作为所要面对的挑战展现在他的读者面前：
“美国作为生机勃勃的进取精神的动力中心，美国作为培训技术熟练人才以服务人类的中心，美国作为行善的撒玛利亚人”，再次确信给予比索取更重要，并确信美国是自由与正
义思想的强力源头——从这些基本元素中定能塑造出20世纪，在其中我们能够而且必将获得快乐与欢愉，活力与热情。”
　　由此，卢斯认为，现在是美国人依据其文章的标题——拥抱“美国的世纪”，来重新思考的时候了。60年后，卢斯以预言家的形象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原因在于他的这种洞察力——现实证明，20世纪的美国化也就是世界的美国化，从那个时候起，这个过程不断向前推进。
　　1999年1月，在美国国情咨文中，比尔·克林顿总统回应了卢斯鼓励人们拥抱“下一个美国世纪”的话。在90年代的末期，卢斯的首创或者被政治家和评论员视为一个得体的胜利声明——是对自二战以来美国所取得成就的概括，或者被视为对自1900年以来简单而无可辩驳的描述。但是，人们很容易忘记，自从卢斯的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带有强烈反美情绪和过激的民族主义，即使是在那个战争年代也显得有些极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HenryA．Wal-lace)，在1942年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明确地引用了卢斯的“美国的世纪”，这篇演讲在战争期间被多次印刷并广为流传。华莱士对卢斯提出了言简意赅的异议：
　　“有人已经谈到了‘美国的世纪’。然而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纪——一个将从战争中走出的世纪——必将是而且必须是普通民众的世纪。也许它为美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保证普通民众所必需的自由和民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天赋的权利剥削其他国家。先进的国家有责任帮助新兴的国家踏上工业化的道路，但不能通过军事或经济帝国主义。19世纪的做法在即将开始的人民世纪将不再奏效。”‘华莱士对卢斯文章中所暴露出的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和商业基调——其中包括卢斯对世界贸易的“巨大可能性”的热切期望——尤感不安。为对抗卢斯的全球美国化观点，华莱士推出“人民的世纪”，表达了他对战后迥然有别的国际秩序的期望，他相信，只有一个更加平等的全球秩序才有可能控制发展中国家庞杂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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