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伪人伪书”。即根本不存在孙武这个人和《孙子兵法》这本书。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南宋的叶适和清代的全祖望。叶适以“左氏无传”为由，认为历史上并无孙武其人，传世《孙子兵法》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清代全祖望赞同叶适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该书是战国时候纵横家的伪托之作。
其二是“伪书真人”。即有孙武其人，但《孙子兵法》非其所著。持此说者主要是北宋的梅尧臣、清代的姚鼐和近代的梁启超等。梅尧臣曾作过《孙子注》，他认为此书非孙武所著，而是“战国相倾之说也”。姚鼐和梁启超认为，《孙子兵法》所言都是战国时事，因此主张春秋时候的吴国或许有孙武其人，但《孙子兵法》则是战国时的伪托之作。
其三是“武膑合一”。即孙武、孙膑是一个人，《孙子兵法》为孙膑所著。持此说者有日本学者斋藤拙堂和中国现代学者钱穆等。斋藤作《孙子辩》主张：“今之《孙子》一书，是孙膑所著。孙武与孙膑毕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钱穆认为：《孙子》并非春秋时的著作，由于流传过程中后人的失误，才误将孙膑指为孙武。
其四是“武伍一人”。即孙武和同时期的伍子胥是一个人。清代人牟庭在《校正孙子》中认为，孙武与伍子胥事迹相似：他们二人奔吴后都成为吴国的将军，统帅吴军破楚入郢；二人都著有兵法。因此大胆断言：伍子胥将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他的后代在齐国改姓孙，百年以后出现孙膑，孙膑的先辈孙武，实际就是伍子胥。
总之，从宋代始，对孙武其人是否存在，是否有十三篇著作传世，从开始怀疑其人其书演变到了否定其人其书，疑难问题不断被提出。然而，作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巅峰之作，《孙子兵法》的研究直接影响到对先秦军事史和军事理论的研究，孙武其人的存在与否以及《孙子兵法》的真伪问题就成了不能绕过、不可回避的问题。
幸运的是，所有关于孙武和《孙子兵法》的种种悬疑，随着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得以大白天下，一朝澄清。1972年4月10日，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古墓出土了4942枚汉代竹简，内容计有《孙子兵法》13篇残文和5篇佚文，《孙膑兵法》16篇，《尉缭子》5篇，《晏子春秋》16篇，论政论兵之类50篇等。据文物专家勘察研究表明，竹简书写成时应是秦、汉之际，大约在公元前206年前后。这桩聚讼千年的悬案，一朝得释于竹简，它向世人做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性结论：历史上确有孙武其人，《孙子兵法》就是孙武所著，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各有兵法传世。这使人们不仅走出了疑古氛围，也为人们研究先秦战争和军事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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