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卡斯特罗主席对我国的访问，就我个人而言，还是一件既巧合又有趣的事情。由于多种原因，卡斯特罗主席自从1959年武装夺取政权之后从未访问过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政府在酝酿向他发出访华邀请时，我正在外交部担任拉美司副司长，古巴事务是我主管工作的一部分，因而有关邀请卡斯特罗主席访华的事项是由我负责筹办的；1989年6月钱其琛外长访问古巴时，受托正式向卡斯特罗主席转达了中国政府的邀请。我作为钱外长对古巴进行首次正式友好访问的陪同人员，和当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后来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职务的李肇星同志一起参加了那次会见和谈话：1993年9月我奉调去古巴之前，刘华秋副外长曾指示我到任后要适当推动卡斯特罗主席早日访问我国；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当面向卡斯特罗主席发出邀请，以及李鹏总理、李瑞环主席后来分别重申江主席的邀请时，我又有幸参加了每次的谈话。能有上述种种机会，本身就是十分难得的。但是，更令我高兴的是，在李鹏总理的亲自关心和指示下，我还得以参与了两国关于卡斯特罗主席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商谈、筹备的全过程并陪同进行了访问。
古巴方面传出卡斯特罗主席在考虑访华具体日期的消息时，适值我在向古方及各国驻古外交使节辞别之际。尽管我对他未能稍早一点访问我国多少有点遗憾，但听说他终于在考虑各方期待已久的访华之行，我确实为之振奋，因为这毕竟意味着我部分地完成了国内的嘱托。就在我和使馆的同志们准备详细讨论有关如何撰写卡斯特罗主席访华的各种接待参考资料时。传来了李鹏总理决定过境古巴这一令人惊喜的好消息。1995年10月9日，李总理和夫人朱琳乘坐的专机抵达哈瓦那，在机场等候多时的卡斯特罗主席到舷梯旁迎接了李总理及其一行，并同他们在机场贵宾厅进行了短暂、但十分亲切的会见和晤谈。那次会晤对两国关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给我个人带来了极大的愉快，因为当晚李总理委托拉美司司长李国新从利马给我打来电话，指示我推迟回国，以便做好卡斯特罗主席访华的联系和安排工作，并在具体商定后全程陪同访问。李总理的指示，彻底消去了我心头多少怀有的遗憾之情。1995年11月29日，我随同我国政府陪同团团长陈锦华主任和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等人一道，在首都机场迎接到访的卡斯特罗主席；同年12月8日，在广州的白云机场，我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及陈锦华团长的身边，送走了圆满结束访华的卡斯特罗主席，从而也完成了我从酝酿邀请到陪同访问的全过程。据我所知，有这种机遇的使节并不多。
　　广交上层朋友
从某种意义上讲，外交是同各国党政上层人士打交道的工作，同他们的接触或在他们中交的朋友越多，越有益于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也越有利于外交任务的很好完成。
古巴是由共产党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之一。古巴共产党在各级政权中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由200多名中央委员选举产生的26人政治局又是核心中的核心。设立的国家权力机构有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分全国、省和市三级）、国务委员会（其主席为国家元首）和部长会议（其主席是政府首脑）。为了能够结识古巴的上层领导人，并逐步同他们建立起友好关系，我在递交国书后，就以多种形式，有计划、分步骤地同古共中央的20多名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主要组成人员、各部部长、军队的高级将领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往。通过两年中1800多次“请进来，走出去”的相互往来，我逐渐成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朋友。他们经常请我去他们的办公处，或者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关于中国的各种情况，有时还在电话中同我谈家常。我不仅有许多领导人办公室的直通电话，还有他们家里的电话。遇到特殊需要时，我可以径直、迅速地找到他们。
除了这种其他多数国家的使节所没有的方便外，我还同古巴大部分党政军领导人的秘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普遍建立起了相当熟识的关系。他们只要知道是我在联系事务，一定会千方百计帮助我找到他们的上司，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与他们上司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没有必要时我也不会去麻烦他们。在古巴的党政部门，其他国家的使节去拜访或者联系事情时，人们相互之间都用“××国大使”进行通报，唯独对我只用“大使”：因为谁都知道只用“大使”相称，一定指的是我。
在交友中，我不单纯交上层朋友，也交普通朋友。不管什么人要求见我，只要我有时间，我都予以会见，并针对他们的不同需要或问题，尽力予以满足，使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在外地，我也竭力结交各种人士，争取成为尽可能多的古巴人的朋友。有一次农业部长霍尔丹问西恩富戈斯省委**书记是否也是中国大使的朋友，这位书记反问他说：“哪位省委书记不是大使的朋友呢？”，他们两人分别把这个故事告诉我，并都笑着说：“你的朋友可真不少。”我的这些省市朋友也都给过我许多帮助。例如，当他们听说使馆很难买到蔬菜和请客用的水果时，曾纷纷派人给我送来或委托古巴航空公司的航班捎来大量西红柿、葱头、白菜和西瓜、芒果、菠萝等。这些事实说明，我的古巴朋友确实比较多，也比较实在。
从以下两个事例中，更可以看出我与许多古巴领导人之间过从甚密关系所曾起到的重要作用。其一是，李鹏总理在1995年10月访问非、美、欧三大洲过程中，临时决定过境古巴，以同卡斯特罗主席会见。我接到此项通知时，离李总理计划抵达哈瓦那的时间仅有70来个小时，且又恰逢周末，联络过程中的困难显而易见。我利用同古巴的一些有关重要领导人的亲密友谊，分别给他们直接打电话联系，紧急要求见面。结果，在几个小时内就落实了李总理过境的全部细节，受到了国内的肯定。其二是，1995年6月，我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副书记侯宗宾同志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古巴期间。由于原订有座位的墨西哥航空公司突然取消航班，不得不提前一天离开古巴。日程的改变，需要将原定的宴会由星期一提前到星期日。但是，在我们得到墨航取消航班的消息时，已经是星期六的上午，各机关都在休息。由于我们有较为通畅的联系网络，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应邀的20多位都是副部长以上的客人，其中还有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都重新确认次日将来出席。代表团的同志们对我同对方领导人友谊的亲密程度及使馆的办事效率都深为惊讶，多次表示赞赏。
交友是相互的。要想交到朋友，交好朋友，自己就应该有谦虚、坦诚、热情的态度，要熟悉本国、驻在国乃至世界的形势和动向，还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要有实在、可信及不庸不俗的幽默谈吐。谈话的内容和方式要因人而异，不可千篇一律。舍此，既难以交到朋友，也不可能达到交友的目的。在古巴的两年实践证明，我坚持的“以情入手，坦诚相待，有出有进，不强加于人”的交友原则和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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