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恢复高考制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国家选拔了大批建设人才。它实际上是“文革”后一系列“思想解放”、全面“拨乱反正”的先声，是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气的开端。从当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科学春天”的到来，到后来的“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再到建设创新型国家，都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知识与人才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未来。
　　高考制度破冰恢复
1966年，随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高等学校停止招生，高考制度被废除。1971年制定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要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这种制度不但很难保证公平，而且招来的工农兵学员，文化普遍不高，有的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1973年轰动全国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就是很好的说明，当时我正在上中学，对这件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
1974年，邓小平复出。1975年，邓小平开始了多方面的整顿。他指出：“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1977年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1977年6、7月，**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讨论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1977年8、9月，第二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确定高考招生办法，邓小平在会上听取了大家的建议，当即拍板恢复高考。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当时这一决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多年后才知道，由于当年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期，一时竟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刷几百万考生的试卷！*后，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使这一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我不敢懈怠，仿效古人“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全心准备高考。
1978年2月的一天，正当我在复习功课时，一个同学拿着一份报纸兴冲冲地来找我，他说：“中国出了个大数学家，你知道吗？”我接过报纸一看，是《人民日报》转载的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一口气读完，酣畅淋漓。文章写的是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陈景润攀登数学高峰的故事。他居住在6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书桌，把床垫掀起来，趴在床板上，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靠手里的一支笔，耗去几麻袋草稿纸，取得了对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突破。他的传奇经历在当年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曾经激励和鼓舞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代青年。科学的春天日益临近了。
　　科学春天开启新时代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并阐述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例如：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我们可以预见，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这次全国科学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这是我国的第三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为国家科研整体布局作了具有前瞻性的部署。3月31日大会闭幕时，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诗人特有的激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其中有些脍炙人口的段落至今还印在我脑海里，比如：
“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可以说，全国科学大会开启了科学发展的一个崭新时代，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大会召开之后，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大举措，如建立学位制度、恢复国家公派留学生制度、扩大出国学术交流等。
1978年4月，刚刚参加完全国科学大会的数学家杨乐和张广厚，到瑞士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顺访英国，这是“文革”后我国学者首次以个人身份出国参加学术活动。30年后，杨乐在一次座谈会上感慨地回忆道：“这件事引起了轰动，当时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为我们的出访专门给中央写了申请报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方毅在报告上作了批示，之后，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画了圈。”出国学术交流，需要全体政治局委员画圈，这在今天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突破，科技交流的大门从此逐渐打开。1978年12月26日，“文革”后首批52名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搭乘飞机前往美国学习深造。30年过去了，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经达到了121.17万人，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家的教育体制不断完善。1978年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立即恢复了招收培养研究生制度。1980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1981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制定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学术标准，中国学位制度从此建立。1983年5月27日，我国自主培养的**批18位博士的学位授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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