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行为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它包括单元、结构以及互动三个基本要素。
　 （一）单元是国际体系中的基本要素
　所谓国际体系的单元是指参与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的单元有两个层次：个人和群体（当前*主要的政治群体是国家）。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的单元主要指国家，尤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自由主义者认为，目前参与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除主权国家之外，还有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恐怖组织等形形色色的行为体。事实上，随着国家间相互联系和交往的发展与加深，非国家行为体包括个人已经成为了国际体系的重要单位，与国家行为体一起发挥着复合性影响。正如沃尔兹所说“国家不是，也从来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然而，国际关系完全由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政治所构成的情况长达几个世纪之久，这种状态没有并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发生改变。因此，尽管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相互依存使国家的主权受到限制，但是主权国家由于掌握暴力机构仍是国际体系*主要的构成单元，而非国家行为体则不同，虽然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是独立的，但往往需要借助国家的支持，并受到国家政府的控制，因此是次要的行为体。
国家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拥有较为明确的地理界限，一定数量的居民和物质资源，一定的政权机构和强制手段，对内享有绝对权威，对外能独立自主地处理外部事务。其中，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是国家作为国际体系单元的*重要的前提。从法理上来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是平等的，但实质上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如硬实力上，在人口规模、领土范围、经济水平和军事力量等方面，国家之间表现出实力和财富的不对等；软实力上，在文化、经济模式、民主化程度等方面，国家之间也体现了巨大的差异性。
由于复合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当前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受到了一定程度地削弱，国家的功能和性质也有所变化。虽然国家追求安全的功能没有改变，但国家之间的排外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国家之间通过让渡和共享部分主权，可以*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如欧洲国家在经历了战争苦难这一共同经历以后，在理想追求和制度建设的推动下，坚定地走上了一体化道路，建立了欧洲联盟。欧盟行为体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构成的联合体，是一个特殊的国际行为体，是国际体系中的新单位。约翰·鲁杰提出欧盟是一种“多维政体”，是**个真正的后现代国际性政治体制，它在国际体系中造就了一种新的政治单元。这样，欧盟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国家问组织，相对于成员国而言是体系结构，另一方面，相对于整个国际体系而言，它是主权集单位，是体系内的单位层次。
（二）结构是国际体系的核心
国家通过互动塑造出国际体系结构，结构确定了单元的形态，并使国际体系成为一个整体。但是，不同学者对国际体系结构的“感知”是不同的，有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主要是物质力量的分配，有人则认为是观念的分配。
沃尔兹根据物质因素定义结构，提出国际体系的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体系内各部分排列所依照的总原则，二是体系内各个不同个体的功能，三是体系内权力的分配。现存国际体系下，无政府性是体系的总原则，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政府；体系内的主要单元——国家的功能是相似的，都是追求国家利益；于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由第三部分定义，即各个国家在体系内的权力分配。这样，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力量的表现，大国的力量分配决定了体系的形态。具体来说，表现为单极、两极、多极。莫顿·卡普兰根据国家间的权力分配状况归纳了六种国际体系模式：均势体系，松弛的两级体系，牢固的两极体系，环球体系，等级体系，单位否定体系。桑托斯等人从经济角度将国际体系结构界定为中心——外围结构，即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控制着世界市场秩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地带，受中心的控制。
建构主义学者对沃尔兹的物质结构说进行了修正，提出物质结构的确存在，但是物质结构只有通过观念结构才具有意义。观念结构主要是通过单位之间互动形成共有知识而构成的主观结构，是深层次的结构。国家之间互动的方向不同，所形成的观念结构就不同。温特提出国际体系中国家的互动建构三种文化结构：霍布斯文化结构、洛克文化结构和康德文化结构。这三种文化结构也就是三种社会关系类型：敌人、对手以及朋友。“人们还可以从维弗的安全化理论的角度去理解这种敌人、对手和朋友的模式：敌人＝相互安全化，不受制于对（共同）存在权的承认；对手＝相互安全化，受制于承认（共同）存在权；朋友＝相互非安全化，达到一种无须安全的程度。当一个体系完全由敌人（或者说，敌人和对手混合一起）所构成，它可能适合（新）现实主义有关行为的期望，但是，如果体系主要是由对手（或者对手和朋友混合一起，或纯粹朋友）所构成的话，那么，它将在国家之间彼此如何采取行动方面具有非常不同的期望。”
约翰·鲁杰批判了沃尔兹的物质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结构包括三个方面：深层结构（无政府统治原则）、表面结构（权力分配）和单位分异原则，指出沃尔兹的结构概念将单位分异原则误解为单位功能性差异，而无政府状态下，单位功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差异，所以沃尔兹的结构就将这一层次忽略掉了。鲁杰指出，单位分异原则是一种体现国家性质的构成性规范，这一规范的变化推动着国际体系的变革。
巴里·布赞整合上述学者的思想，提出结构包括深层结构和表面结构，深层结构包括无政府性原则和功能不同的单位，表面结构即权力分配。功能差异涉及对政府权力的要求，政府权力不同，国家的功能就不同。如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分析美国为什么没有在19世纪更早些时候进行更大扩张时，突出了政府力量因素，强调美国当时的政府权力限制了其功能。
国际体系结构的价值性在于是否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地解释国际关系的历史、现实及其变化。因此，综合上述对结构的认知，我们认为结构的概念应该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性概念。作为社会概念的国际体系结构，在包含物质因素之外，还应该包括观念和规范因素。特别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体系更具有社会意义的今天，从社会意义上界定国际体系的结构概念，将会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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