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互动是体系变化的关键要素
　“就任何一个体系的概念而言，互动都是*基本的。没有互动，各部分或诸单位便是分离的、独立的。”互动是指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它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范畴，这些类型互动的总和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运转。其中，经济互动是*经常的互动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它是其他互动方式的基础，是扩展互动范围和加深互动密度的前提。
体系中的互动是实质性的，持久的，并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持续存在，一次或两次的互动是无法构成体系的。体系中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可以是断断续续的武装冲突，也可以是现代世界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高度相互依赖。国际体系中互动既有良性互动，也存在恶性互动，涵盖了战争、军备竞赛、联盟、贸易竞争以及安全共同体和相互依存等诸多方式。
体系中的互动虽然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但并不表示互动是无秩序的。沃勒斯坦曾经指出，作为世界体系要素的制度和规则在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地被重构，并且彼此之间发生冲突和转化，还将影响到其他的要素。当前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外交、联盟和文化互动都已制度化，并且受正式认可的规则的调整。
特别重要的是，在体系互动的长期进程中，行为体会不断地重新定义自己是谁和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东西。按照温特的理论，社会互动不仅是理性主义者所看到的那种“单纯根据代价调整行为”的做法，而且还是行为体本身、它们的身份以及利益的造就和再造过程。国际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身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身份的排他性特征，通过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差异而起作用。在国际关系中，这种差异性则通过共存或者等级两种基本途径影响国际关系。布赞在他的*新研究成果《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一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身份和极的关系，并将二者结合起来思考未来的世界政治模式。他强调：“自我和其他者之间这种内在关系上的关联特征，意味着在诸主要国家是否作为敌人、对手或朋友进行互动方面，身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部分。的确，大国地位本身就是一种身份要素，它规定着一定的国家如何看待它们自己。具体的集体意识形态身份的特定特征也是至关重要的，伴随着一些形式和结合尤其可能引起冲突，而另一些则更具有促成共存或友谊的可能性。”这里强调的是，行为体的互动并非仅仅是物质性的互动，如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行为体的互动还是一种社会性的互动，其中包含了身份特征的影响以及身份的互构内容。因此说，“身份不但是国际关系过程的结果，而且部分地构成了这个过程本身。”身份的变化会导致对利益的再定义，从而影响对外行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互动进程不仅可以再造国家身份和利益，还可以再造结构和体系。
互动进程可以再造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不同时空中的互动进程还可能造成国际体系的区域化特征或者分层化特征。
地区内原体系大小国家的组合状态、高密度互动关系与地理环境特征相结合后形成的特质，宗教对政治世俗化和现代经济与科学的推动力以及技术对扩张和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的促进作用，是决定现代国际体系在什么地域诞生的必需因素。欧洲地区具备上述因素，其内部的高度互动推动了现代国际体系*早在欧洲形成。历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公认，欧洲是世界上*早的现代国际体系，也是目前国际体系中发展*成熟的地区。当前的全球性国际体系起源于欧洲国际体系，而欧洲国际体系的扩张是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展开的，*终于20世纪中期扩展为全球性国际体系。

国际体系与中欧关系 作者简介

朱立群，河北秦皇岛人。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88年和2001年获外交学院历史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富布赖特研究学者。现任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重点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主要科研成果有《欧洲安全组织与安全结构》、《冷战后国际关系》（合著）等，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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