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碰到过一位专业棋手，问他“你认为棋弈是体育吗？”他干脆地说：“不是。”“那是什么呢？”“棋就是棋。”
我很高兴这位棋手还没有被官方的、流行的意识形态吞噬掉，他还幸存着自己的良知和判断力。可惜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历时数十年的观念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看到那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棋是体育，我们看到了一些一流棋手身着运动衣去对弈室参赛，他真的要伸胳膊动腿吗？棋手不是与运动家同样伟大吗，他为什么不该有自己典型的服饰？即使没有，为什么要屈身在体育的虎皮下。
棋弈是什么？我以为毫无疑问，它是体育相对应的“智育”。某些人或许会为“体育论”辩护，说棋弈比赛也须有极好的精力、体力。我说完全正确，但是请注意，一位一流的体育家——贝利、克鲁伊夫、摩西、布勃卡——也往往拥有很高的智力。你很难找到一种劳作、一项体育，不需要一定的智力活动做基础。动物可能身手更敏捷、强健，但它完成不了人类的劳作，即在于它智力上的短缺。同样很难找到一种智力活动，不需要一定的精力体力做基础。因为并非一切生命都有高级智力活动，但一切高级智力活动必是生命体的活动(计算机是刚刚问世的一个例外)，生命的活动自然要以体力为基础。因此在人类的活动中，体力与智力从来是相互渗透、水乳交融的，但尽管如此，在分工的社会中，不影响我们把更多地依赖于体力的工作称为体力劳动，把更多体力的竞赛称为体育，把更多的依赖脑力的工作与竞赛称为脑力劳动与智力竞赛。区分道理简单至极，棋手要有智慧，但是在场下分析得头头是道的智者上得了场吗？
把智育归体育，把智力竞赛归为竞技体育，是滑稽的。它暴露出这些制定者文化上的愚昧无知以及对智力活动的轻视。我们决不轻视体育和运动家，也丝毫不以为一位棋道大师比一位运动家高出一头。我们只想说，智育根本就不是体育，它应该享有自己独立的领地，这样更有利于它的发展。
这似乎是个小问题，这也确实是个小问题，但它所暴露出的思想方法上的偏差却是大问题。它会导出多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状况。
四
足球和围棋，两者差别如此之明显外存，为什么我们的部分划分者轻而易举地将两者都称为体育，未引起议论大哗？除了这个社会独立思考意识的衰弱外，这两者也确有一些共性使得人们昕凭当家人将之煮成一锅粥。
体育和棋牌的共性就是都具有游戏性，它们都足游戏，既为参与者也为观赏者提供乐趣。

体育的道理NO.6 作者简介

2008年对中国人而言可称之为一个体育年，说是体育年，是因为这一年中国诸多的政治经济大事都因体育这一事而发生，都要借助体育这一平台来释放和展现。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关于身体有着太多的屈辱记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种种屈辱和苦难，最终都落实到了这个民族每个个体的心灵和躯体上。然而，一百多年后，我们迎来了这样一个时刻，一个世界性的以身体为内容的盛会在中国举办。在这样的时刻背后，如果我们再辅以诸如这个国家一百多年的屈辱苦难史、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这个国家也正在展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富强态势等解读背景，那么，其政治经济含义是非常明显的。
其实，一部体育史从某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一部关于身体的政治经济史。时F我们有一个流行词叫“以人为本”，其实，人之根本即为人之肉体。尼采说：我整个的是肉体，我们就住在肉体里。(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肉体的轻蔑者》)当然，现代人离肉体远了许多了，这使得现代人丧失了一些重要的感悟和精神。而古人需要在大自然中进行直接的身体劳作才能过活，需要进行肉体的直接厮杀方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现代体育竞技项目中，我们有射箭和投枪等项目，然而，这却是早期先民进行狩猎和战争的重要手段。《易经·系辞下》里曾说：“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在荷马史诗《伊里昂记》第二十五章中，对帕洛克罗斯的葬祭竞技也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这样8项内容：战车比赛、拳击比赛、摔跤、赛跑、比武、投铁块、射箭、投枪。这些都表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内容在身体上的直接书写。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体育，是中国被侵略及其谋求自强与反抗的历史的产物。中国古无“体育”一词，和“哲学”一词一样，是近代中国学习日本的风潮中，从日本引进来的词，用它来翻译sport一词(如国家体育总局的英文译名为GeneralAdministrationofSportofChina)，然而，sport一词原意是运动(“运动”也是个近代才生造出来的词，用这个词来阐释sport也颇为奇怪)，严格说来，运动与体育(PhysicalEducation)的含义是有明显区别的，当然，我们今天也常常将这两个词连起来用。其实，最先关于sport我们有一个中文译词“体操”，应当说，这是最符合sport原意的译词。后来又新出现“运动”一词，“体操”一词只是用来指代“广播体操”一类的非常狭隘的含义。然而，这里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体操”后来变成了“体育”了昵？我想，还是要到诸如“东哑病大”一类的词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状况中去寻找解释的缘由。因此，无论是鲁迅从医治国民身体到医治国民精神的转变，还是这个民族从身到心都需要全面地治疗和拯救，“体操”是不能满足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的需要的，这个词所代表的含义太中性，于是似乎只有倡导“体育”才能救亡图存。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一百多年来，最先进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几乎都曾就体育问题发表过见解，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鲁迅、毛泽东等。
然而今天，就中国的情况言，在很多方面已是此一时、彼一时。我们除了仍要从苦难的历史中继承一些重要的精神外，我们的脚步可否允许一些别样的自信和轻松？回顾古今中外的体育史，除了关于身体的政治经济注解之外，还始终承延着与身体的闲适关系的一脉，中西方都有这样闲适的所谓体育项目。将“体育”重新做“体操”的补充阐释，将是对中国百年的苦难之后补上必要的内容。尼采哲学倡导：我们要回归身体，这样人才能成为完整的人。而这样的回归，需要拉开身体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功利距离，需要一个与身体的闲适关系的氛围。于是，席勒的一句话就值得我们去品味，他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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