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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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的故事

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的故事

作者:孙海麟 主编

开 本:16开

书号ISBN:9787010070643

定价:19.8

出版时间:2008-05-01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年幼时张伯苓曾体弱多病,在北洋水师学堂他不但得到游泳、单杠、双杠、兵式体操等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训练,而且学会了击剑、拳击、哑铃、足球、跳栏、竞走、跳远、跳高等外来的体育项目。体育锻炼和重视习武让张伯苓的身体变得健康而强壮,他对各种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都很热衷,并且样样精通,尤其擅长爬桅杆,他爬桅杆速度之快闻名全校,年年夺标。
2. 威海卫与巴黎
1894年,十八岁的张伯苓以**名的优异成绩在北洋水师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毕业。正当他壮怀激烈地投身军旅生活,憧憬着驾驶战舰、抵御列强、报效国家的前景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
张伯苓来到山东威海卫刘公岛北洋水师驻地,听到的是中国海军惨败、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而整个北洋水师竟然没有一艘可供水师学堂毕业生实习用的舰艇,让张伯苓无比悲愤,受到极大的刺激。随后,他在刘公岛目睹了一个英国兵和一个中国兵站岗的情景:那英国兵,身体魁伟,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着轻蔑中国人的眼神;而中国兵,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身穿一件破旧的衣服,胸前有个“勇”字……
在张伯苓的眼里,这两个兵真有天地的分别,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一种难言的苦涩。他站在刘公岛的海岸,眼望苍茫的大海,耳听着海浪拍岸,心潮澎湃。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苦苦思索并寻求的海军救国之路却救不了中国!看来,国家的强弱固然与国防武备有重要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体魄健康状况,在现代世界中欲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因为无船实习和操练,张伯苓与他的同学们不得不回家待命。
  就在张伯苓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愤懑的时候,在遥远的欧洲,也有一位爱国志士在为他的祖国的命运而忧心忡忡。他叫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DeCoubertin,1863—1937),1863年1月1日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家庭。顾拜旦是家中*小的孩子,从少年时代就对体育有了广泛的兴趣,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对文史课程有浓厚的兴趣,并饶有兴味地涉猎了古希腊的灿烂文化。中学毕业后,他先入军事学院就读,继而攻读教育,后又赴英国留学。那时,他对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失利深感痛心,希望通过改革教育,增强民众体质,来振兴法国。
在古希腊文化熏陶和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下,顾拜旦萌发了改革法国教育制度和倡导体育运动的思想。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听从父母的规劝,选择了从事教育和体育的道路。回国后,他陆续发表了《教育制度的改革》、《运动的指导原理》等一系列著作,提出不少改革教育和发展体育的建议,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1888年,他就任法国学校体育训练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翌年,他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体育训练大会。与会期间,他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体育发展的动态,敏锐地感到近代体育的发展正在走向国际化。
1890年,顾拜旦生平**次访问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希腊的奥林匹亚,产生了举办由各国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想法,想以此增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经过顾拜旦及其同事们的精心筹备,1894年6月在巴黎胜利召开了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来自15个欧美国家的79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一致通过恢复奥林匹克运动的宪章,确定了现代奥运会的宗旨。为了筹办现代奥运会,还正式成立了奥运会的永久性的领导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希腊著名诗人维凯拉斯被选为**任主席,顾拜旦当选为秘书长。
张伯苓比顾拜旦晚出生13年,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1894年,当顾拜旦在巴黎致力于建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时候,张伯苓在威海卫正经历着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他们虽然由于地域的阻隔而无缘谋面,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将教育与体育结合起来,改变与提高国民素质,建立一个团结、友谊、美好的新世界等理念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激情与追求。果然,在顾拜旦建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几年之后,张伯苓开始了教育与体育的艰难跋涉。
3. 创办南开中学堂
1896年春天,张伯苓重返威海卫,进入通济号实习舰做见习军官。其间,他遭遇了终生难忘的国耻: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已由日军占领的中国威海卫军港交还中国,然后转租于英国,张伯苓随舰奉命前去办理交接。
两天的时间里,在本来属于中国领土的威海卫军港,年轻的爱国军人张伯苓目睹了“国帜三易”的耻辱。事后,他无数次地向人们讲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张伯苓痛感,中国虽大,历史虽久,但人落伍了。他说:“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1898年11月,张伯苓怀着上述信念,愤然离开海军,回到天津,弃武从文,投身教育救国。当时的天津,有一位名叫严修的爱国人士。严修(1860-1929),字范孙,天津人,曾授晚清翰林院编修,任贵州学政。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严修在痛心疾首之余,更多地是在思考中国的图强之路,痛感“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1897年10月,他在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就奏请清廷废除科举,开设经济特科,被梁启超称为“戊戌变法之源点”。
张伯苓回到天津的时候,恰逢严修也辞官返回天津。严修是革新派,不让子弟死读“四书五经”,而要学习英文、数学、物理等新课程、新知识,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正长于这些课程。于是,严修聘请张伯苓到自己的家塾当了教师,以新学传授严家子弟。张伯苓平素景仰严修的道德文章,视严修为师,严修也视张伯苓如友,两位先生志同道合,联手开始教育救国的奋斗。不久,天津邑绅、盐商王奎章也设家馆,延请张伯苓教授王家子弟,是为王馆。彼时,严馆、王馆共有学生十余人,张伯苓分为上下午两处授课。
张伯苓在严馆肩负英语、数学、理化等课程的教学,同时增加操身(即体育)课程。他依照北洋水师学堂的体操用具,绘制哑铃及木棒图样,请木匠制作,供学生使用。练习跳高没有竿、架,他就用椅子架一条帚竿。学生的辫子起初常把竿碰掉,他们后来索性盘起辫子、脱下长衫去跳。练习体操没有木马,他就让学生曲身,两手撑膝,代做木马练习腾越。张伯苓用西式体育教学实践,**次敲开古老的中国塾馆的大门,它比清廷《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的学堂开设体操课要求提早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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