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领导体育，也有不小的遗憾。他在晚年说过：“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年？必须赶快下工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
三、荣高棠——中国体育不可替代的人物
国家体委和国家体育总局至今五十余年，有一位只做过副主任的领导却在体育界有巨大的影响力，他就是荣高棠。
荣高棠是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其学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是罕见的。他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清华大学团支部书记，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荣高棠任团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之后，又筹备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建立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个领导机构，并出任副主席兼秘书长，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先行者。
荣高棠在新中国体育界有着太多的“**”，**位带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出征的人，**个向中央建议成立体委的人，中央体委**任秘书长，中国**位接受奥林匹克勋章的人……
荣高棠是中国体育的开拓者，是很多运动员尊敬的领导，也是中国乒乓球的“教父”，中国乒乓球是在他一手操持下成长壮大的。他会介入到乒乓球的每一个技术流派甚至细节中。26届世乒赛前，日本人发明了弧圈球，横扫欧洲，所向披靡。荣高棠亲自“会诊”，研究这一新技术。当日本队将在香港与中国香港队举行热身赛时，荣高棠决定特派一名教练秘密赶赴现场观看。那时候去香港难度很大，为了避免日本队和媒体发现，这位教练带着墨镜观看，了解了弧圈球。荣高棠感到不仅要了解，而且要模仿日本队的秘密武器，让一些运动员学会当陪练，结果日本队的秘密被完全“破译”，在第26届世乒赛上中国男团决赛中5比3击败了日本队夺得冠军，男子单打被中国选手囊括前三名。这以后，乒乓球成为了中国国球。
荣高棠的工作能力是公认的，他点子多，创意多，反应机敏，口才极佳。人们还记得中国女排**次获世界冠军从日本归来，电视直播，荣高棠面对镜头应对自如，介绍每一个运动员都很风趣：“这是一锤定音的铁榔头郎平，这是‘万里长城’周晓兰，这是日本观众都高喊‘红细、红细’的杨希……”体委的老人都说，很喜欢听荣高棠的报告，风趣幽默、口若悬河。
荣高棠身在高位却平易近人，他是运动员的真心朋友。**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郑凤荣回忆：“以前我在国家队训练时，他总是出现在训练场，观看我们训练，和我们聊天鼓励我们。”1991年，足球宿将曾雪麟的老伴陈孝彰心脏病猝死，追悼会上曾雪麟热泪不忘，他突然发现年过80的荣高棠也步履蹒跚地来了，而当时他已经不在体委工作了，荣老悲伤地安慰他“多保重啊”，这让曾雪麟至今感动不忘。在备战第36届世乒赛期间，主教练李富荣身体不好，曾经被怀疑是胃癌。荣高棠亲自联系医院、找大夫，把李富荣介绍到北京医院检查，当检查后排除了胃癌，荣高棠才如释重负。
荣高棠还有宽阔的胸怀。谁都知道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分量，改革开放初期，体委决定推荐德高望重的荣高棠，荣高棠坚决要求把自己去掉，而推荐何振梁，因为何振梁年轻。人们都说，如此克己为公，真是难能可贵。
荣高棠是体育界领导中*长寿的，活到了94岁高龄。人们都记得中国申奥成功那一天，他激情四溢地对一些高龄的体育界人士说：“咱们盼了一辈子的盛会到了家门口了，百年一遇啊。2008年以前，谁都不许走，好好活着，能为北京奥运做点儿什么就做点儿什么，就算什么都干不了了，咱们也要到奥运会现场去呐喊助威！”
　　然而他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
　　四、北尿体育的两位领导者——刘仁、柴泽民
1．事必躬亲的刘仁
北京体育从解放后就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彭真、万里等都亲自对北京市的体育做过很多指示。21世纪，刘淇、王岐山等领？又为北京体育尤其是争办、承办2008年奥运会做了卓有成效的上作。
说到北京体育，必须提到在一线做了很多实际工作的刘仁。
刘仁，解放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如今与刘仁共同工作过的人都记得，刘仁对北京体育工作几乎是！提面命、事必躬亲，从建训练馆、盖教学楼，到修宿舍楼，他不仅看图纸还到现场。在先农坛体育场，常常看到刘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看运动队训练，和教练员谈话，了解各个运动队的状况。他甚至熟知一些球队的阵容，知道哪些位置需要调整。他关心运动队到细微处，连给运动员配隐形眼镜、定做大号鞋等问题，他都过问，并及时予以解决。他对体委干部的要求比运动员要严格得多，有时批评起来不讲情面。刘仁要求干部们不要总是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要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雷厉风行，说了就办，不允许对工作掉以轻心。*为可贵的是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有人反映有几个从香港、澳门归来的教练员说过一些怪话，属右派言论。刘仁听说后，首先核实是否属实，通过了解，原来他们曾在一起谈过这里的生活不如港澳好。刘仁当即指出： “这哪是怪话？这是实话。他们从香港、澳门归来当教练是爱国的表现，这是大节，至于生活条件不如香港，这是实际情况，我们应该更加关心他们才是。”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需要勇气甚至冒很大风险的。此后他还告诉体委干部：“运动队里没有右派，反右斗争在运动队里组织学习就行了。”按照这个指示，北京的运动队里没有出过一个右派，避免了冤假错案。刘仁对运动员一视同仁。20世纪60年代体育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对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歧视和不信任。刘仁则不然，他问运动系的团委书记，为何迟迟未批准一位有成绩、表现也很好的运动员入团。团委书记说她家庭出身不好，要多多考验。刘仁意味深长地说：“出身不由她选择，道路由她选择，党团组织应该向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敞开大门。”而后，北京运动队里发展了一批年轻的党、团员，这都是刘仁顶着压力创造的氛围。从解放到“文革”，刘仁始终是北京体育界的领军人物。
2．首任北京市体委主任柴泽民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国家体委成立，根据政务院下达的文件精神，各地体委也着手组建，作为首都的北京，在这个工作上，也是一马当先。**任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人选由北京市政府决足，当时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友渔推荐柴泽民担任主任，副主任由清华大学体育教授夏翔和北京市民革副主任李文澜担任。体委日常工作主要由马健行、李榕、段炳辰三位办公室主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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