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老爷幽灵身上还有幽灵附体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人的生物性就在于社会性：由劳动说向社会说复归社会创造人类的过程永无终止
劳动创造人类说未尽完善创造人类的还有非劳动因素新造神说的理论渊源恩格斯反对恩格斯食人之风在古人类学上的关键性意义原始社会是压迫剥削最残酷的社会人对人是狼又是同志善恶互依的辩证法是官僚主义政治原罪的滥觞幽灵规律就在于寄生规律三、雨由泉而降，泉自雨中生个人官僚主义和体制官僚主义的相互关系 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绝对权威和百依百顺大皇帝和小皇帝兵马俑狂想曲一言堂的威风和愚民政策的惩罚最专制的统一和最分散的基础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必然表现在偶然中从古代人治基本规律到现代法治基本规律四、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离不开国家，又痛恨国家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及其前提 国家消亡论的前提未必全真国家是分层次的，不能统通打碎国家消亡论也是后患无穷人民也需要充分认识载覆规律的巨大破坏性五、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愁云惨雾中的一线欣慰之光和风细雨的启蒙教育治本之道：使民富，教民智第二篇  官僚主义元模式论一、散之在理，统之在道人类发展的模式千差万别人类发展的元模式：统分结构不存在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历史和逻辑运动的轨迹发展模式的永久病理因素革命官僚主义过激症
革命官僚主义急性病二、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官僚主义元模式权力的基本结构：支配和被支配形态滚雪球规律贬值规律蚯蚓规律泥石流规律摇摆舞规律个人崇拜规律轮流坐庄规律老化规律透支规律遗传规律裙带规律两栖规律三、天公莫施恩，施恩强者得人民权威和政府权威人以群分，官以类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20世纪的“堂·吉诃德现象”专制和自由调情的结果是强奸市场化和民主制度化双管齐下才是官僚主义的克星 后记 附录一 干校心踪（诗歌） 附录二 心灵和自然的对话  韦弦思想者永不寂寞  李辉我想说的  常大林思想家的标志  丁东从王亚南到孙越生  谢泳孙越生自传

序 |邵燕祥面对孙越生先生这部书的校样，不禁百感交集。一半是悲哀，一半是欣慰。80年代初，王亚南教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时，是他的学生孙越生写了序言，此书在１９４８年初版付梓前，就是由越生用毛笔抄录了一遍。半个世纪之后，越生的书，其中包括他的心血之作《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竟只能由我，一个在他生前并不曾读过他这一主要著作的外行人来写序，难道还不可悲么？     关于官僚政治的研究，像政治学的广大领域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不言自明的禁区，越生虽是专心致志，倾注全力于此，也只能在谋衣谋食之余，燃膏继晷地进行，我想这多少损毁了他的健康。然而，除了在１９８８年有几个片断得以发表以外，只能束之书柜。现在不断有人提倡做学问须坐得“冷板凳”；以孙越生为例，他之能坐得冷板凳，其实是因为有一腔滚沸的热血；而他的来自历史面向现实的研究成果所遭的冷遇，乃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一个民族的悲哀。    越生像一切勤奋而诚恳的劳动者一样，十分珍视自己的劳动。他的散文集《历史的踌躇 》和诗画配《干校心踪》出版问世，他是很高兴的；不过他最关心也最放心不下的是他关于官僚主义的书稿。在他久病最后入住医院之前，也许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特地殷殷嘱咐了妻子孙明。我们现在知道，这部关于官僚主义的研究，早在１９８９年５月１日就写定《起源论》和《元模式论及后记，准备出版，后遂一搁近10年；而他原计划续写的第三篇《形态论》也只剩下草稿。    鲁迅曾说，拿着故人的遗稿，就像手里攥着一把火。至如孙越生这部几未示人的著作， 我以为其实是这位关怀人类命运的思想家留给祖国、留给世界、留给同代人和后人的一份呕心沥血的遗嘱。越生去世已经一年了。有机会通过出版，使之结束秘而不宣的状态，让人们知道著者生前曾经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中，对官僚主义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的老弊病，做了怎样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掘进，这是令亲人和朋友欣慰，也可告慰逝者和他所念念于怀的“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的无数善良人们”的。    我这个先睹为快的读者，于欣慰之中，油然而生感激之情。我还不属于“受官僚主义残酷 迫害致死”之列，而我在１９５７年所获的罪名，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 “反党”。从那以后，官僚主义问题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究竟什么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政权、政制是什么样的关系？20年上下求索，不得其门。权威著述语焉不详，民间著述几不可得。直到改正我的右派结论时，这个问题犹如在五里雾中。    记得１９５２年发起的三反运动，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项内容，可见贪污与浪费单列，不算是官僚主义；那前后在山东等地基层还同时反官僚主义、反强迫命令，可见强迫命令也没有纳入官僚主义。习以为常的说法：官僚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的产物，到了共产党执政后，就没有了官僚主义的温床，有的只是官僚主义微尘，因此需要洗手洗脸；至多是官僚主义的细菌，会感染“我们的肌体”，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与官僚主义不相容的 ，“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以至最终要战胜官僚主义的。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接着在世界范围展开一场大讨论，其中涉及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直到中苏决裂后的论战文章中，中方一直把大意是社会主义制度也能够产生官僚主义的观点，指责为修正主义。    回忆我和一些与我相似的朋友，在１９５６年前后之所谓反对官僚主义，其实是在一个浅层次上立论的，而且基本上沿袭当时的宣传口径，主要针对的不是体制的官僚主义，而是个人的官僚主义，而且大体上限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当时见诸报刊的这方面的文字，包括我写的在内，所谓官僚主义，多数往往是指革命意志衰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所谓“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一类，实际上远未触及某些“进攻型”的官僚主义的皮毛。究竟是当时生活中的官僚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呢，还是自以为全力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我们认识落后于实际呢？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１９５７年夏天反右派正式开始前不久，周扬通过中国青年报召集了几个青年作者，到中宣部座谈；他最后的发言我差不多全忘了，只记得他说：“你们有些人在作品里要反官僚主义，你们见过什么官僚主义！”我自问所见者窄，也许我真是没有见识过像样的官僚主义，甚或我目为官僚主义的，其实还 算不上官僚主义？但周扬也没说他见过的官僚主义，比我们所见更标准、更典型的官僚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者，他后来谈异化是对这个问题的间接回答，但围绕异化问题的争论很快又成禁区，我却落了个一头雾水依旧。    孙越生文集中关于官僚主义的有关论述部分，我认为是继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后，我所见到的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官僚主义论”，视野更加开阔，来龙去脉分明，特别是对一些长期流行的观点的指谬，不留情面，证诸实践，显示了理论的、逻辑的力量。如果将来建立“官僚主义学”，这将可视为奠基之作。    我感谢孙越生先生，若不是他在这里的点拨，则我虽膺“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党 ”的罪名，却并不知官僚主义为何物，很对不起为此负罪的自己，也对不起就此整我的人了 。    矿产在地下，则野蛮开采，文物在地下，则竞相盗掘：此中有“合法户”，也有非法户 ，有“群众”，也有干部。于物质的资源趋之若骛，于精神的资源弃若敝屣；有形的古董值钱，出土而掠夺之，思想无形且不值钱，眼睁睁任其埋没。言念及此，心中又不免浮起一片悲哀，夹杂了没有着落的忧虑。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开幕二十周年之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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