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历史、记忆、认同”将“认同”加入这个混合体之中。“认同”在上一代人中就已经成为一个在美国文化和其他领域既问题重重而又颇有价值的范畴。“认同”与“记忆”联系紧密，二者又都与历史有着复杂关系。在很多方面，“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是负面关系这个事实很不幸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另外一些重要的区别也被遗忘，其中就有“记忆”与“传统”的区别：“记忆”深深植根于当今的那些主体性之中，而“传统”是与客观存在的一套文化物品和表达相关联的。另外一个区别是“记忆”和“怀旧”之间的区别。在经验的实体中，这些范畴经常重叠。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清楚思考这些范畴，就必须在概念层次上将它们区分开来。而且，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如果将“历史”与“记忆”“传统”或“怀旧”混为一谈的话，那必然会犯错误。他们会一直想要以某某关于过去的观点具有真实性、有用性或诱惑力为理由，来坚称这种观点是真实的。

第二部分“叙事与知识”讨论的是历史叙事的认知维度。第三章“叙事本身有认知价值吗？”的出发点是路易斯·明克（Louis O. Mink）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我们可以发现嵌于叙事之中的“概念上的假设”。根据明克的观点，叙事因此具有认知价值。第三章既肯定又否定了明克的论点。这一章注意到叙事无处不在——叙事如何在即使被认为处于一种危机当中的时候，仍然反复出现。这说明叙事对人类有价值，这种价值部分上肯定是在于叙事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同时，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又忠于彼此互不相容的叙事。这一章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要决定对于具体的叙事应当接受什么、拒斥什么的话，就必须运用认识论的标准。

第四章“叙事与历史写作的四项任务”详细阐述史学写作的四项任务，以说明历史学家事业的认知方面。本章也给出了一种对叙事的新定义，这个定义与其说是要取代通常的定义（即一个按时间顺序组织的叙述），不如说是要通过将重点放在叙事传递的内容（人物、环境、行为、发生的事）之上而非放在叙事方法之上，来将这个定义明晰化。本章提出历史有四项任务：描述、说明、论述或证实、阐释。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历史学家不能简单地断言某个关于过去的观点是真实的。相反，他们必须提出论述以及证据，以使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是真实的。“仅仅讲个故事”还不够：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历史叙述看作从认识论上来讲是负责任的，我们需要的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故事”。

第三部分转向历史中的客观性与猜测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主题。第五章“针对历史学家的客观性”，论证了客观性是一个具有内在复杂性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的核心不是一种单一的意义，而是四种不同但又相关的意义。客观性的这四种意义对研究历史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构成了一种“因素”，使史学家的著作是历史而不是宣传资料。诚然，史学家是受种种信念驱动的，为了语言上的简便，我们可以把这些信念称为“政治”信念（“政治”在这里是广义的，可以包括宗教、哲学、美学、文化以及其他类似的信念，同时也可以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信念）。没有这些信念，史学家就没有动力书写历史，也没有书写历史的视角了。然而，如果不坚守客观性的原则，政治信念将会是危险的毒药。

第六章“一个有关历史认识论的案例分析——关于托马斯·杰斐逊和莎丽·海明斯邻居们究竟知道些什么？”（本章为史蒂文·谢泼德、菲利普·霍恩博格与我合写），探讨的是历史学家在其工作中一直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一个社会科学家饶有兴味地称为“不良数据”的问题。处理不良数据的一种方法是采取不可知的立场，不提出任何有关过去的观点，除非能够非常确定它们是正确的。但遵循这个方法的历史学家能够提供给读者的只不过是19世纪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德罗伊森（J. G. Droysen）所说的“分散的实证碎片”。为了写出有价值的历史，史学家需要猜测。

我们在第六章中的论点是，历史学家应当以一种有自我意识的方式进行猜测，而且要向读者表明他们正在超越证据的范围。在这章中，我们审视了一位历史学家对于据称在1790—1802年间流传于弗吉尼亚州阿尔博马尔县的种种绯闻所做的断言，这些绯闻讲的是美国开国XIII元老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一位女奴莎丽·海明斯有染。我们在仔细考察那些支持和反对该历史学家断言的证据的过程中，指出了“*佳解释推论”——也称作溯因或溯因推理——在历史研究与书写中的作用。实际上，即使是一些表面上显而易见的历史论断，比如“有过拿破仑这个人”或“**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也不是以经验的方式为我们所知的，当然也不是以归纳的形式，而是通过溯因推理为我们所知的。我们在本章中还指出，一种认识论上负责任的历史是要求史学家进行比较判断的，要求史学家详细讨论能想得到的一切支持或反对他们的假设的论述。

第七章“反事实历史：尼尔·弗格森的《未曾发生的历史》及类似著作”，反思了历史研究和撰写中的一种特殊种类的猜测——反事实推理。本章讨论了“虚拟”或“想象”的历史这种明显反事实的文体；还区分了反事实推理在历史学家试图提出因果关系主张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合理而且确实必要的角色，与另一种对反事实的应用，后者更像是想象文学，而不是历史。

第四部分“碎片化”转向讨论在学术历史写作中出现的历史领域的分裂。这种碎片化随着不同的阐释视角的兴起并相互产生冲突而出现。实际上，碎片化似乎是第四章提到的历史研究和书写的阐释性本质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我的论点是，在认识论上负责任的史学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附和这种碎片化趋势。

第八章“碎片化与史学编纂的未来——论彼得·诺维克的《那高尚的梦想》”，将史学碎片化与诺维克1988年这本名著的*后一部分联系起来。在该书这一部分中，诺维克描述了一个在其写作该书之时“不存在任何国王”的美国史学职业——也就是说没有处于支配地位的一致意见。诺维克这本著作的一些读者认为他是对这个事实表示哀叹。但我的论点正相反，我认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哀叹的理由。

第九章“‘宏大叙事’与历史学科”篇幅较长，内容也比较复杂，但我希望读者在读过这一章后能有更丰厚的收获。本章给出了一些区分和视角，它们对于理解史学一致性的特征来说不可或缺。我们可以将历史叙述的一致性看作存在于四个层面之上：叙事本身的一致性，主叙事的一致性，宏大叙事的一致性，以及元叙事的一致性。另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历史世界中各种一致性的概念植根于四种对历史不同的态度——这四种态度可以共存，但又展示了一种历史演进。XIV我们可以认为有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历史，而且我们现在就知道它是什么；或者认为这个单一历史只有在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才能知道它是什么；或者认为单一历史只是一种纯粹的规范性观念，它永远不可能为我们所知。本章也探讨了统一的历史这种观念被摒弃之后，史学还会有何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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