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基于唯物史观的时代区分这面大旗,这一学说在日本的年轻学者中很有影响.但据我看来,这么做有些操之过急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久后与中国的交流重新开始,两国学界交换信息后,发现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中国学界虽然同样基于唯物史观,但通行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时代区分法——中世的封建时代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哪种时代区分正确与是否基于唯物史观完全是两个问题,就像计算是否正确与用计算机还是用算盘毫无关系一样.尽管如此,这却反映出日本四处蔓延着重道具而轻实质的倾向.
中国的时代区分论将中世的开始设在公元前,这明显失之过早.而且糟糕的是,唯物史观中的时代区分同时标志着社会的发展阶段.西洋中世的开始通常被定在公元四世纪的民族大移动,如果中国是在战国时代开始的公元前四百年左右,那么其间相差大约八百年.换言之,中国社会要比西洋先进八百年,但这种事情真的会有吗?究竟是通过什么生产方法和社会组织的进步,才有了这种先进性呢?对此没有任何说明.看来这是只有在中国才通用的时代区分论.
那么日本的另一套基于唯物史观的时代区分法又怎样呢?其中的古代也很长.当然古代始于悠久的太古,或许可以说其末期以百年为单位的年数长短并不是问题.但其实这样不行,因为古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中世的开始.根据此说,中国中世的开始比西洋还要迟将近五百年.中国社会的发展真是如此落后吗?这样一来,与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观不是完全一样吗?
当然,如果这是客观事实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可是就如我以前反复所指出的,这一看法所依据的实证研究,比如仁井田和周藤两位博士的结论,有着重大的缺陷.虽然特意用了唯物史观,但中日两国好像都犯了错误.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介绍的日本的时代区分法均采用了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世三期的方法.唯物史观从*初便采用这种三分法,并且坚定不移,这可以理解,但其他两种也都站在三分法的立场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还是因为原样采用了西洋自古以来的三分法.而且唯物史观的三分法本身,其实也只是依照了 古来西洋所采用的三分法而已.换言之,日本的三种时代区分不管自觉与否,都不外乎是原样照搬了西洋的做法.
四分法 不过不容忽视的是,在此以前还有*为古老的、在今天似乎已被视为陈旧而遭到舍弃的时代区分法,而这些区分法大都采取四分法.其代表是桑原骘藏博士的《中等东洋史》,其后的《那珂东洋小史》等也采用四分法.只是时代的名称与现在稍有不同,上古=太古至战国时代,中古=秦汉至唐末,近古=五代宋至明末,近世=清朝以后.其实通观中国漫长的历史,这四分法不才是能够自然得出的结论吗?换言之,虽然时代区分这一方法本身无疑是西洋式的原则,但在对其进行实施的方法论上,可以说创造出了适用于中国的完全独特的方法.
至于我自身的时代区分论,因为历来已有众多先学的苦心经营,感觉重要的地方已议论殆尽,而剩下的问题就是采用其中的哪些来创建新的区分法.因此虽然说不上是我自己的方法,但却是我在很久以前就得出的结论.
我的四分法 我的方法在总体上采用四分法,其内容是古代=太古至汉代,中世=三国至唐末五代,近世=宋至清朝灭亡,*近世=中华民国以后.以上时代中,将秦汉包括在古代中,将中世划到五代,将宋代作为近世的开始,这些都和内藤史学一样.只是在漫长的近世之中,西洋文化的入侵无论如何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打破了中国的传统,因此不能无视其重大的影响.故而以明确体现了其结果的中华民国的成立来区分时代,将此后作为*近世(近代).或者将西洋的影响开始显现的鸦片战争作为分界线也可以,有时我可能也这样作了区分.虽然有七十年左右的差别,但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
*近的显著倾向,是历来持三分法论的人们逐渐改为以四分法为宗旨.如前所述,四分法绝非我的创举,但有一段时期我感觉只有自己在对抗外压,孤守四分法的营垒.如果是这样,那可以说我在时代区分论上已经做出了某些功绩.值得特笔的是,现实中标榜唯物史观的历史学研究会从三分法转向了四分法,而这也是因为西洋史分会首先改用了四分法,*后东洋史分会才不得不跟着也采用四分法.

宫崎市定中国史 作者简介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专攻东洋史,1936年赴法留学.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后任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 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等都是他的书迷.代表作有《中国史》《科举》《九品官人法研究》《亚洲史概说》等.
译者:
焦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曾在京都大学主修东洋史,获文学博士学位.瞿柘如,京都大学东洋史博士后期课程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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