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风送爽的仲秋时节，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古都西安召开了，在此，我谨代表学会理事会，向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承办此次会议的西北大学文学院和会务组的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为今年的会议是在西安举办的，所以，我想多说几句柳宗元与西安的话。
大家知道，西安是唐代都城长安所在地，也是子厚先生生活*久的地区。
在子厚的一生中，大致和四个地区发生联系，一是河东，一是永州，一是柳州，再一个就是长安了。在这四个地区中，河东是他的祖籍，他本人并未在河东生活过；永州、柳州是他的迁谪地，在这两个地区，他分别生活了十年和不足五年，而在长安，他则生活了三十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子厚四十七年的生命历程中，有三分之二的光阴是在长安度过的。这样看来，子厚与长安便有了一种更为深厚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
首先，长安是子厚的生长地。关于其出生地点，现有两种说法，或谓生于吴地，或谓生于长安，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改变不了子厚从小生活在长安的事实。在为其母所写《归祔志》中，子厚说了这样一段话：“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由此可知，子厚自幼即与母亲居住在长安城西，诵赋习字。这里的“城西”，据相关学者考察，当在长安城西沣河东岸一带，亦即《种树郭橐驼传》中郭橐驼所在的丰乐乡（张永禄《唐代长安辞典》）。稍长之后，其家又先后移居长安城核心区域的善和坊和亲仁坊，此二坊分别在今西安朱雀门外西侧和友谊东路一带，由此，子厚遂得以进入长安上层文化圈，以其“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的丰厚学养“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子厚乃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长安人，而且是长安文化圈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
其次，长安为子厚的参政活动提供了一个广阔平台，正是在这里，他的政治生命达到了一生中的顶点，同时，也使他由此被贬，万死投荒，饱尝生命的磨难。细读柳集可以发现，在子厚思想中，深存着两个意念，一是家族复兴，一是推行利安元元的大中之道。而欲复兴家族，利安元元，就必须参与政治。所以，自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后，他便时时留意理民治国之道，写下了《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等文，并在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等官职的历练后，于贞元二十一年被擢升为礼部员外郎，积极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革新运动。这场革新，是唐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子厚生命由高而低的转折点。“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子厚在《冉溪》诗中所说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他一生思想、心态乃至生存状态的典型写照。在中国古代，政治对文人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你实现理想，一方面也可能以其饱含的残酷使你身败名裂；一方面可以使你超越狭隘的小我局限，拓展视野，焕发激情，另一方面也可导致你在荒远的贬地受苦终身。然而，换一个角度看，政治虽给子厚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人格，孕育出了他深邃过人的思想和一系列文学精品。他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他在咀嚼痛苦中的反视内省，他对历史、政治、人性的深刻认知，他的“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似乎都与政治给予他的这场灾难相关。就此而言，子厚的一生可谓败也长安，成也长安。
再次，长安是柳宗元后半生*为思念的地方，由此形成他浓得化解不开的长安情结。仔细分析这种情结，大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故乡回归，一是政治回归。就前者而言，大凡被贬者，无不对故乡存有一份至深的思念，因为只有回归故乡，才能使他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清人方东树所谓“涉世险艰，故愿还故乡。故乡者，本性同原之善也。经疢疾忧患危惧而后知悔，古人无不从此过而能成德者也”（《昭昧詹言》卷二），指的便是这种情况。翻阅子厚在永州、柳州所作诗文，无论是“凭寄还乡梦，殷勤到故园”的《零陵早春》，还是“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的《登柳州峨山》，表现的都是那缕日夜缠绕他的乡关之情。他始终忘怀不了的，是长安城西“先人手自植”的“树果数百株”，是“尚在善和里旧宅”的“赐书三千卷”（《与许孟容书》）；情到激烈处，甚至不惜“化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就后者而言，回归朝廷再度参政是他更主要的心理动机。对子厚来说，从政是他的初衷，只是当政治家做不成时，才不得已而成为一个哲学家和文学家，在他内心深处，何尝一日忘怀过政治？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只有回到长安，回到朝廷，他才能雪冤洗耻，才能重展经纶。所以，他在永州贬所不断地向在朝亲友写信呼救、求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回到长安，再度参政。当然，在唐代历史上，像子厚这样抱有长安情结者比比皆是，盛唐的李白、杜甫，中唐的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元稹，都是如此，但身为长安人，在长安参加了重大政治活动，而又因此被贬荒远长达十余年者，却并不多见。就此而言，我们说子厚的长安情结*为浓郁，恐怕不是虚言。
*后，长安是子厚的归葬地。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八日，年仅四十七岁的子厚在遥远的岭南之地柳州辞世，次年的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据柳集多篇志文，知柳氏先人墓茔在万年县少陵原北之凤栖原（又名栖凤原），另据宋人洪兴祖《韩集辨证》，“京兆万年司马村”尚有“柳子厚铭”（方崧卿《韩集举正·叙录》引），而据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十载：柳碑乃“韩愈撰，沉传师正书。碑以元和十五年立在凤栖原墓前，碑碎”。综合这些信息可以概括推知，子厚墓当在今西安城东南少陵原一带之司马村，墓碑宋时尚在，至元已碎。世事沧桑，陵谷代变，如今的司马村尚在，但已寻觅不到子厚坟墓的踪迹了。由此给西安市政府和柳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即如何考订史实，开发、重建子厚墓园？如何保护历史名人遗迹？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子厚的肉体和灵魂，在历经漂泊困苦之后，终于回到了他魂萦梦想的故乡，长眠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乃是对他的*好告慰，同时，也使柳宗元与长安的联系得到了*终的落实。
如上所言，子厚与长安存在着远超其他唐人的紧密关联，可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我们对这种关联的认识和研究却是颇有不足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内专门考察柳宗元与长安的论著偏少，而西安学界对此一问题的关注度也明显不够。就我所知，在西安的老一辈学者中，较多涉足柳学研究的，当推我的两位老师、陕西师范大学的霍松林先生和高海夫先生；在新一代学者中，研柳成果较多的，主要是西北大学的李浩、李芳民教授等几位学者。这样一种情况，是远远不能与子厚的文学地位及其与长安的丰富关联相匹配的。另一方面，中国柳宗元研究会自1993年成立，迄今已二十余年，共召开了七次年会暨国际研讨会，其中柳州、永州各２次，永济、晋城、运城各１次，但西安尚未有一次。大概正是考虑到此一研究失衡的局面，早在晋城会议上，我们就提出了在西安举办柳学会的设想，此后经过多次运作，也经过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大力支持，今天终于在这座古老都市顺利举办了第八届会议，这是极具意义的一件大事。我想，子厚先生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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