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 作者：（法）索雷 著，黄艳红 译 开 本：32开 书号ISBN：9787807627937 定价：38.0 出版时间：2008-12-01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 节选

北美的经验：一次成功的革命
英属殖民地的反叛及其与伦敦的决裂
1.决裂的深层起因
1770年代初，英属北美殖民地由三个极为不同的群体构成。在北方，17世纪初之后清教移民创建的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和罗得岛因为海上贸易、农业和渔业而繁荣起来。那里商人的国际交往颇为发达。这个地区的居民中几乎没有黑人；与拥有25万居民的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相比，另两个殖民地的人口要少得多：都只有6.5万人。
从马里兰开始，越往南走，与同黑奴贸易相关的种植园制度的联系也越紧密。“绅士”是这个带有奴隶制色彩的社会的统治阶层。在这些殖民地中，弗吉尼亚*为古老（1607年），人口也*多。它的居民达45万，其中黑人近20万，经济以烟草种植为重。它东北面的马里兰也是如此，这个由天主教徒在1634年创立的殖民地有人口20万，其中黑人“仅有”6万。在南方，两个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更倚重于稻谷种植业。北卡罗来纳（建立于1653年）的人口状况类似于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因1670年的分离而建立起来）居民仅有13万，黑人占微弱多数，这与佐治亚的情形类似，佐治亚殖民地直到1733年才成立，居民仅为3万人。
在南北两个十分不同的地区之间是中部各殖民地，这里的特征是，来自德国、乌尔斯特地区和城市的移民占很大比例。宾夕法尼亚创始于贵格派首领彭威廉（William Penn），它的首府费城是英国人在北美的*大城市。这个殖民地的人口，从数目和构成上说都类似于马萨诸塞。而纽约殖民地的17万人口中有2万黑人；新泽西殖民地人口为12万，黑人所占比例与纽约相近。特拉华的黑人比例更小，这个由瑞典移民创建的殖民地当时只有4万人。
这些殖民地的基本特征是“自治”。它们很早就有了代议机构，并在1713年之后拥有很多主权性质的权力，如发行纸币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它们经济发展的基础。各殖民地在必要之时还可动员地方军队。*后，它们的议会还管理财政和行政事务，并在官员任命方面有很大权力。议会同样监控着会产生丰厚合同的公共工程，并在很多方面明显夺取了国王的特权。
王权要对北美的生机活力实行控制，确实有很大困难，这种生机活力尤其体现在商业领域内，在这里实行官方的重商主义政策已经不可能了。面对移民们有组织的抵制，英国的海关官员和他们的政府在18世纪前期就投降了。
殖民地发展中的其他特征也显露出来。人口的强劲增长促进了领土扩张和经济繁荣。繁荣不仅反映在农业上。1775年，各殖民地的铁产量已占到全世界的15％。无疑，它们的人均生活水平是世界上*高的。白人的生活条件比旧大陆要优越得多，当然这既取决于殖民地的生产发展，也得益于从宗主国的进口。因此这样看来，美国革命是历史上的**次消费者的革命。
殖民地同样也是文化财富的消费者。它们的城市规模虽然相对较小，但仍然构成一个现代性的实验室，并组织起一个紧密的信息传播网络，这特别得益于出色的邮政系统。出版物的市场虽然有限，并受到审查的控制，但局面十分繁荣，足以保障各个地区的联系，例如，波士顿与殖民地其他港口的联系要比与伦敦的联系更为频繁。各殖民地之间的人员和思想交流在其居民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
令人困惑的是，1763年英裔美洲人的胜利打开了殖民地与宗主国决裂的道路。1761年，就在战斗如火如荼之际，马萨诸塞的律师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便谴责伦敦议会干涉殖民地的内部事务。
在北美，法国人的溃败改变了英帝国的运作方式。在外部对手被清除之后，英帝国的内部成员发生了公开对抗，伦敦只得强化对独立性较强的殖民地的控制。总体上说，英国舆论赞成这样做。而移民则不能理解宗主国反对他们经济事业的政策，他们与天主教势力协调了利益关系，把印第安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大西洋两岸的互不信任日益加剧。驻北美的英国当局鄙视那些粗野无礼、胆怯又忘恩负义的乡巴佬，认为是这些人才使英国免于灾难；而美洲人在战争期间则看不惯英国士兵颐指气使的傲慢姿态。他们深信，没有他们，英国兵什么都干不成。这种情绪对政治联盟的维系很难说是有利的。
这个联盟把那些为自己的“纯粹”而自豪的殖民地和因议会体制而受谴责的英国捆绑到一起。美国人深受福音新教教义的浸染——这一教义刚刚在一场强大的宗教复兴运动中汲取了养分——他们将要与英国的“专制主义”发生对抗，个中原因既有思想上的也有政治上的。要从纯粹的物质要求来解释他们对伦敦的挑战，这是很困难的。他们不是地球上负税*轻的吗?他们谴责的税收只占贸易额的3％，而且殖民地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占到英国的一半。我们看到了他们惊人的生活水平，当然黑人不包括在内。
所以他们的反叛是个谜，相关的解释也大不相同。在各种解释中，有一种古老的看法认为，英国的压迫和移民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冲突。但这忽视了移民当中深刻的分歧和英国策略上的逻辑性。“进步主义”学派把伦敦遭遇的反抗与大众阶层中的准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但是反叛实际上是由众多精英分子发动的。1960年代以来，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和他的弟子们把这个事实和思想因素的重要性结合到了一起，这些因素使精英们深信，他们面临着反自由阴谋的威胁。但这个解释忽略了广大并未参与革命运动的亲英派人士。为此罗伯特•米德尔考夫（Robert Middlekauff）等历史学家努力把革命与源于1740年代新教大复兴的信念联系起来，而另一方面，弗朗西斯•詹宁斯（Francis Jennings）等人把革命归因于期待大陆帝国主义的工匠们。
目前*广泛的综合论点[如戈登•伍德（Gordon Wood）的论点]承认殖民地在税收、经济、政治、土地和宗教方面的不满情绪是这场反叛的必须条件。但正如瓦尔特•A.麦克杜加尔（Walter A.McDougall）不久前指出的，还有两个谜需要解开。为什么那些十分富有的移民要为一种微不足道的利益、为一种纯属原则性的问题而拿生命、财产和荣誉去冒险呢?他们又如何能超越彼此之间十分深刻的分歧呢?
对于一个首先表现为精神现象的事件来说，一个纯粹的物质或法学的解释是不能说明问题的。革命者的各种信念与自治、宗教自由、经济发展和土地扩张并没有分离开。这种随处可见的联系使他们在反叛中团结在一起。他们赋予这场反叛以某种信仰的全部特征，从而使其事业神圣化，这些信仰特征如：关于创造的神话、政治神学、道德法典、殉道者、“无疆界帝国”（杰弗逊语）的末世期许。这些或多或少受新教教义启示的爱国者一起把美国转化为一种宗教，而这种宗教又将他们对英国的反叛变成一场圣战。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历史 世界史 美洲史

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