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政治冲突到战争爆发
1760年代初，当詹姆斯•奥蒂斯在马萨诸塞掀起风浪时，另一个年轻律师，弗吉尼亚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奋起捍卫他的殖民地免受伦敦暴政的侵害。在波士顿，清教牧师梅休（Mayhew）谴责英国国教会在美洲的教阶制度。这些抗议把自由、宗教和金钱结合在一起。面对这些抗议，英国政府决定增强税收压力。它认为伦敦的议会有权这样做。1764年的“食糖法案”开启了一场法律、政治和经济战的序幕。紧接着英国政府又采取措施对抗殖民地的纸币。殖民地领导阶层的利益受损，与此同时，弗吉尼亚等地的“边疆”居民提出了抗议。在所有沿海城市，英国的决定加剧了失业和日益众多的移民群体的贫困状态。在波士顿和纽约，移民中产生了很多街头鼓动者，从而加剧了社会紧张。大部分居民都起来反对英国，他们觉得在与英国的共同战斗中所获甚少。
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更让他们火上浇油。这个法案规定，所有印刷文件均需征收捐税，由此便造成以英国抗议者为楷模的“自由之子”运动，自由之子们决心采取一切手段来对抗这个新政策。他们在纽约的街道上、在他们殖民地的各个地区奔走。这个组织的成员是由资产者领导的劳动者，他们秉承宗教异议分子的传统。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议会上提到了布鲁托斯（Brutus）和克伦威尔（Cromwell）。在这年的整个夏天，从罗得岛到卡罗来纳，自由之子纷纷表达了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拒绝服从伦敦的意志。波士顿的抵制运动特别激烈，该市*富有的商人为团结在萨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周围的积极分子提供资助，亚当斯梦想建立“基督教的斯巴达”，并以“宗教政治家”自居。梅休为洗劫征税所、吊死税收员模拟像、攻击官员住宅的群众祝福。在那些官员看来，权力已经掌握在“暴民”手里。10月，有9个殖民地代表参加的大会在纽约召开，会议要求伦敦停止在美洲征税。
英国看来对局势颇为了解，并打算次年撤销这些政策。但是英国大臣唐森德（Townshend）不久又提出对来自殖民地进口的商品征税，并指定法庭在三个美洲港口负责相关的审判工作。殖民地居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牵涉他们的内部税收问题。戏弄收税人的小册子作家狄金森（Dickinson）在他的《通信》中谴责了英国人的这一举措。各殖民地议会纷起附和，自由之子们则成功地劝说了相当一部分人民抵制英国产品。这种施压方式自然提出了帝国内部的主权性质问题。
由于殖民地从起源上说是私人事业，因此在它们创立之时是外在于英国议会的。它们一直有抵制宗主国的传统。它们已经习惯于事实上的自治，并认为与英国王室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1768年，当议会声称它有权制定整个帝国的法律时，矛盾便显露出来。在帝国内部，美洲殖民地在支付共同开支时，便已经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英国领导人试图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殖民地，以维持帝国的一致性。
殖民地人民的看法并不一致。伦敦*近的决定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认为这些决定侵害了他们的权利。由于担心英国人的态度会更加强硬，人们纷纷谈论密谋活动，并打起了英国人的自由旗帜。他们把那些抨击天主教会的古老言辞运用到乔治三世和英国国教会身上。如果说那些*激烈的小册子和报章在各港口引起了民意的骚动，但在更高的层面上，领导阶层开始在伦敦的政策面前感到踌躇。美洲的精英反感伦敦的“腐败”，但由于历史先例的教训，他们担心被这个腐败政府镇压。
美洲精英的“辉格”文化服膺英国自由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根源。这些根源曾抵抗法国气质的封建君主制，并引发了17世纪的革命。但是从1688年之后，一场反对传统权利的阴谋把*高领导层的君主和腐败的议会结合到了一起。这个威胁既是殖民地的，也是宗主国的。在大部分要求英国国王服从“古老宪法”（按照约翰•亚当斯的说法）的殖民地人民的作品中，都反复出现了这一主题。
英国领导层对事态的看法更为简单：若在帝国内部否认议会的权威，就意味着帝国的解体。对于那些宣称忠实于国王但不服从其议会的殖民地居民，他们的回答是，主权不能分割。柏克（Burke）曾在1769年评论说，美洲人坚信有人要压迫他们，而英国人则认为殖民地人民准备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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