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会议文件形成的若干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共形成12个文件。其中，胡乔木主持起草或*后改定的有5个，即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全会公报，以及农业问题的决定、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和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稿

讨论并提交三中全会的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稿，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但代表们普遍对这个稿子不满意。中央决定由胡乔木负责修改。此后，他一边参加会议，一边重写这个文件，*后总算拿出了一个令代表们满意的稿子。

（二）关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邓小平的讲话稿早在1978年10月下旬就由他本人布置胡乔木做准备了。原稿主要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展开。11月19日，胡乔木按照邓小平16日审阅后的意见，再次做了修改。

华国锋在11月25日宣布了一系列平反决定，尤其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后，会场内外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使邓小平原来那份讲话稿已不再适用。

针对新的情况，邓小平自己草拟了一份新的讲话提纲，并于12月2日找胡乔木等人谈话，要他们按这份提纲重新起草讲话稿。由于胡乔木正在赶写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所以请国务院研究室同志先按邓小平的意思起草。

邓小平为新的讲话稿共找人谈过四次话，胡乔木参加了三次。初稿写好后，胡乔木至少改过两遍。*后一次修改，在闭幕会之前两小时才脱手。由于时间紧迫，讲话稿被直接送到了邓小平家中。

（三）关于叶剑英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由于会场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央党校同志为叶剑英准备的讲话稿也已不适用。叶剑英身边的人为他重新起草了一个稿子，并拿给邓力群修改。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叶剑英要求讲话稿在印发三中全会前请胡乔木再改一下。

（四）关于全会公报稿

中央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华国锋约胡乔木谈话，请他主持重新起草已由中办研究室写好的全会公报稿。胡乔木说，公报要真正反映出这个会是历史上的重大转折。要使人们看到我们纠正了错误，同时又提高了党的威信，看到我们党是有希望的，从思想上把人民团结起来。

公报草案赶在全会*后一天送到与会者手上。胡乔木第二天对公报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在送政治局常委审定后，于当晚8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

（五）关于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三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华国锋把自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也送请胡乔木修改。

五?结束语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的成果有两个：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二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在建国后伟大转折的实现和共和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它将永载史册。

再版后记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节选

引言
200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当代中国出版社约我把10年前写过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文加以补充修改，印成单行本出版。
当年我所以写那篇文章，是应当代中国研究所之邀，去为他们举办的“新时期历史座谈会”讲述我知道的那段历史。而他们所以邀我去讲那段历史，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会儿，我刚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
记得我在那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开头曾讲过一段话，大意是：我虽然有幸经历了那个历史事件，但只是作为乔木同志秘书去的，了解的情况和对问题的理解都很有限；而且手头急事又多，抽不出多少时间作准备，讲述中难免有片面的、遗漏的、不准确的地方。不过，既然我经历了那段历史，接触到了一些别人不大知道的事，确实有责任把这些情况讲出来，以便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写那段历史补充一点材料，提供一些背景。那次发言之后，我把讲稿整理成文，先在刊物上发表，1998年底又收入我的**本论文集，书名就叫做《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现在，当代中国出版社要把这篇文章抽出来单独成书，背景与10年前相比又有了很大不同。首先，我本人在那次座谈会之后的两年多，也被组织调入当代所，成为共和国史编研队伍中的一员，要说责任，比起10年前显然更大了。其次，这10年来，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前后后的历史，无论文献档案还是研究成果，比起10年前都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当年讲的许多片面的、遗漏的、不准确的地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弥补。因此，尽管我现在手头急事依然很多，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尽可能在原有文章的基础上补充修改，使它更加丰满一些。当然，限于了解的情况和自己的水平，以及时间的限制，片面、遗漏和不准确之处还是在所难免，只能请读者明察并给予指正。
为了有助于读者更多地了解我所讲的一些情况的背景，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讲讲我到胡乔木同志那里担任秘书的经过。
那是1975年夏天，邓小平同志继年初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并代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又代替受到毛主席批评的王洪文，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可以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问题在于，宣传舆论大权仍然掌握在“四人帮”手里。他们利用报纸、电台等宣传手段、理论刊物和文艺形式，不仅对抗邓小平同志倾力抓的整顿，而且与毛主席的一些正确指示，比如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等大唱反调。
记得那年8月，我在《解放日报》头版上看到一篇题为《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学校工作首位》的评论员文章，指责有的老师“满足于学生上课安静、下课太平”，说什么“决不能离开反修防修的斗争片面追求所谓的‘安静’和‘太平’”，还说“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上课时下课后就不可能‘安静’‘太平’”。这段话乍一看，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上课安静、下课太平乃是关系课堂秩序和学生安全的问题。阶级斗争再激烈，上课也要安静，下课也要太平，根本扯不到什么反修防修、阶级斗争上。但若把其中的“安静”“太平”换成“安定”“团结”，再读这段话，它的真实意思就清楚了。其实，它是在用批判满足“安静”“太平”，影射抓安定团结的工作，是在警告人们，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不能离开反修防修去追求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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