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意料而又令人万分兴奋的是，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看上去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竟然被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说来也巧，耿飚同志的儿子耿志远是我中学时期的同学，10月6日那天晚上，我正在他家聊天，亲眼看见耿飚同志从我们所在的屋前走过。我当时并不知道，也万万想不到他是为抓捕“四人帮”而去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直到10月8日，即事后第三天，我才从耿志远那里听到这个天大的喜讯。那时机关绝大多数同志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我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便向一些自己认为可以信任的同志透露。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在机关传开，唯独那几个造反派被蒙在鼓里。第二天，他们几个还在大会上张牙舞爪、声嘶力竭地批判胡乔木，大家坐在下面看着他们表演，心里暗自好笑。记得会开到一半，宣布“四人帮”被粉碎的中央文件到了，那几个造反派慌了神，而绝大多数同志群情激奋，纷纷上台发言，热烈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罪行，并决定给党中央发致敬信。不久，机关党支部（政研室只有一个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罢免了那位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的支部书记职务。大概因为我当时在机关里年纪*轻的缘故（那年30岁），被大家推选做了支部书记，并以此身份进入政研室成立的“揭批查”（全称为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办公室。
但好事多磨，另一件让人意想不到而又难以理解的事发生了。那就是政研室原来的七位领导中的四位，由李鑫“率领”回到“西四院”毛泽东著作编辑办公室；留下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不仅不给分配工作，还传出话来，说要撤销政研室。很明显，这并不是一种工作上的分工，而是政治上的分化。李鑫原来是康生的秘书，由于康生临死前与“四人帮”发生了矛盾，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处于接近中央核心领导层的位置，所以他在抓捕“四人帮”的问题上进过言、立了功。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中办副主任，主持华国锋同志身边文件起草班子的工作，并受到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倚重，实际上掌握了舆论大权，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之前，就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班子里与胡乔木同志有争执；“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在批判胡乔木的大会上，又特别提到当初康生是让胡乔木帮助他工作，结果胡乔木进来后，反倒指挥起他来了。（实际情况是，中央决定邓小平、康生、胡乔木为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的领导小组成员，而李鑫在这个小组中并没有职务，是受这个小组领导的。）由这样的人掌握大权，胡乔木同志被排挤出毛泽东著作编辑的工作班子，不给分配工作，反而接二连三地被编派新的罪名，并要把政研室连根拔掉，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我对上层情况并不具体了解，只是从迟迟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恢复邓小平同志工作等情况分析，感到华国锋同志以及他周围的人似乎很担心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会威胁他们已得到的权力，认为他们撤销政研室不过是整个布局中的一着棋，是为了剪除邓小平同志的臂膀，让他要么出不来，要么即使出来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否则无法解释，天安门事件中对“四人帮”的抗议明明是群众自发的，邓小平同志明明是因为被诬陷为天安门事件幕后黑手才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政研室、胡乔木也明明是被“四人帮”诬蔑为“邓记谣言公司”、“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邓小平复辟翻案的黑干将”才遭受打击的，可是“四人帮”被粉碎了，为什么天安门事件迟迟不能平反，邓小平同志迟迟不能恢复工作，政研室、胡乔木不仅不能恢复工作，反而要被撤销、被排斥、被继续打击。显然，这三件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前面两件事解决不了，政研室的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
正因为如此，那一阵子我对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的事格外关心。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看到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上面的那两句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很自然地联想到这是针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而说的。谁都知道，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同志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都是毛主席在病重情况下，听了“四人帮”一面之词而作出的决策。如果真的像社论上所说的那样，凡是毛主席的决策都要维护，那天安门事件就不可能平反，邓小平同志就不可能恢复工作；而邓小平同志不能恢复工作，撤销政研室的成命也就不可能收回。第二天，我把自己的这个看法向那时主持政研室“揭批查”运动和日常工作的邓力群同志说了。他说他没有注意到这两句话，答应回去找出那篇社论再看看。过了一段时间，批评这两句话的舆论渐渐多起来，并把它概括为“两个凡是”的方针。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人告诉我，邓力群同志在当代所的座谈会上回忆当年那段历史时说，朱佳木1977年看到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后，曾向他反映了对“两个凡是”的看法，他很快找了王震同志，提醒他注意。王震同志又很快到邓小平同志那里，向他反映了这个意见。后来邓小平同志对王震同志说过，反对“两个凡是”是邓力群首先提出的。不过，这些内情我当时并不知道。
还有许多内情是我当时不知道的。例如，在党中央*高领导层，叶剑英副主席和李先念副总理很早就主张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但被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一拖再拖。又如，为了呼应中央*高领导层中的正确意见，陈云同志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与一些同志相约到会上发言，提出尽快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同志工作的问题，结果却受到压制。不过，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那年7月，全党全国人民的期待总算部分得到了实现。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虽然未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却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同志被撤销的一切领导职务的决议。
全会闭幕的第五天，即7月26日，邓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给政研室打电话，正好碰上我接。他说小平同志要约乔木、力群、光远同志去他家里谈话，让我通知一下。此后，传出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政研室的摊子先不要散，胡乔木同志要恢复工作，**个任务是主持此前已经组成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写作班子的写作。从那时起，组织上决定让我做胡乔木同志的秘书。我先随他到那个写作班子的驻地台基厂3号工作了三个月，当《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长篇文章写好，并在11月1日、2日分两天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又随他到已在学部基础上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直到我1980年回到由国务院政研室演变成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国务院政研室后来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胡乔木被正式任命为研究室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研究室与中办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央政研室。十一届五中全会成立中央书记处后，中央政研室改名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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