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历史评论(第8辑) 内容简介

　　《湖南历史评论（第八辑）》作为湖南省重点学科湘潭大学中国史学科、湖南省重点研究基地湘学研究基地以及湘潭大学重点研究机构曾国藩研究中心的学术交流平台，自2007年**辑出版以来，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原计划每年出版一辑，由于编者的各种原因，未能达至*初的目标，但也一直坚持着。　　从本辑开始，由原辑刊名《曾国藩研究》更名为《湖南历史评论》，一是*初本辑刊是作为湘潭大学重点研究机构曾国藩研究中心的学术交流平台，故日《曾国藩研究》乃名至实归；随着湖南省重点学科湘潭大学中国史学科、湖南省重点研究基地湘学研究基地的加入，《曾国藩研究》显然难已名实不副；二是自第1辑出版之时，虽收录文章并不囿于曾国藩研究领域，但自觉受刊名的限制，致使稿源颇感困窘。编者有感于此，从本辑开始更名为《湖南历史评论》。

湖南历史评论(第8辑) 目录

【近代中国研究】
近代广东乡村基层权力机构与民间武器
李鸿章、淮军与上海
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南苏维埃区域的社会动员与社会参与
罗亦农研究述评
【湖南历史研究】
“谁识扁舟五湖外，尚有朝士梅子真
——王麓屏其人及其与曾国藩的交往
晚清湖南经学思想述论（上）
【曾国藩研究】
曾国藩早年湘乡县试文的发现与考析
——《何谓也子日不然》当为曾国藩现存*早之文
【当代学术史研究】
湘人性格心理和湖南民风的历史考察
当代大陆学人与中国铁路史研究
【当代学人研究】
丁守和与中国文化史研究
生命不息探求不已
——刘大年先生晚年的学术追求
崔之清与《太平天国战争全史》
破除成见创立新说
——胡滨先生对洋务运动研究的贡献
【湖湘学人志】
书院梦的追求
——朱汉民先生的书院事业与国学研究
杨鹏程教授的学术研究
【研究生园地】
接触冲突交流融合
——中西文化在近代
编后

湖南历史评论(第8辑) 节选

　　《湖南历史评论（第八辑）》：　　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七年（1857），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咸丰八年（1858）七月十五日，太平军再克庐州，李鸿章无处容身，遂携家眷辗转流离，前往南昌投奔时为湘军办理粮台的胞兄李瀚章。就在太平军攻克庐州的当天，李鸿章给恩师写了一封带有总结和检讨意义的长信，信中说：“窃念今日之事势艰难极矣，人才败坏极矣。惟吾师倡义旅于湘中，拂拭英奇，别树一帜，积年经营委折，独其深心，道力乃久而见功。泳芝中丞推衍余波，参时得地，发挥光大，抑亦人中之豪也。阃帅皆能如此用人理财，则兵不难治，贼不难灭矣。”对曾、胡等湘军将帅表示了无限仰慕之情。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办团练六年、一无所成而深感惭愧：“鸿章材质驽弱，不堪造就，无任事之力，徒有忧时之志。处桑梓兵燹，困心横虑，靡所补救，非其地、非其人，则无从学习也。”他在信末再次检讨对不起恩师的苦心栽培：“夙夜扪衷，愧汗交集。”同时又表示了想“孥轻舟谒吾师于江上，一敏提训”的投奔意愿。①　　曾国藩于八月廿日收到此信，得知李氏全家因庐州二度失守而流离失所时，便立即“奉上菲资三百金”给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资，并在九月十八日给李瀚章的信中正式发出邀请：“少泉弟肯来做助，望其迅速命驾。”当时，曾国藩的大营设在建昌，于是，李鸿章在南昌稍事安顿后，便于十月初十日前往拜谒，并留为幕僚。　　其时，适湘军三河新败，急需人才。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人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吴汝纶记述他：“公少受学曾公，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虚荣悴显晦，事成败，不易常度，得于曾公者为多。”而李子渊在《合肥诗话》中记载其先伯曾祖少荃公：“每日盥毕，据案作书，临摹《怀仁圣教》数百字，饭罢，必绕廊徐行数百步，历数十年，虽笃老未尝或辍，其坚定有恒，亦秉曾公之遗法也。”真可以说是从神似到形似了。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①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竞青出于蓝也未可知。”②此语言出有本，一次，湘军又遭败绩，曾国藩上奏“臣屡战屡败……”，李鸿章见了，挥笔一改：“臣屡败屡战……”，词序一倒，而气势大不相同。咸丰九年（1859）十月，清廷旨授李鸿章为福建延建邵遗缺道，而他羁留在曾营不走，体现了对曾国藩的依恋之情。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他曾经帮助曾国藩做出一个重要的决断，即当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咸丰帝仓皇逃亡时，曾谕令曾国藩速派鲍超部霆军人卫京师。对此，曾、胡均感进退两难，鲍部精锐一旦调走，无疑会掣动南方用兵大局。于是召集文武僚佐，各立一议，多主张“入卫”，而李鸿章独持异议：“谓夷氛已迫，人卫实属虚名。六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意见为曾、胡采纳，于是一面按兵不动，一面情词堂皇地向朝廷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事实上不可能，因汉唐以来，拥有重兵的疆臣进京，一直是皇权的大忌）。以后事态之发展，果不出李鸿章所料，十月四日，曾国藩接奉寄谕：“京师逆夷就抚，鲍超一军毋庸北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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