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增订版套装)/岳南 内容简介

《南渡北归》（增订版套装），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不胜唏嘘、扼腕浩叹。《南渡北归. 南渡》是《南渡北归》靠前部，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南渡北归. 北归》是《南渡北归》第二部，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止。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中外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究与揭示。《南渡北归. 离别》是《南渡北归》第三部，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战争爆发，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除述及迁往台.湾的朱家骅、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蒋梦麟、叶公超等几位大师级人物，着重描述了留在大陆的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陈寅恪、吴金鼎、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饶毓泰、吴宓、钱锺书等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理想追求与爱恨情仇。令读者扼腕浩叹的同时，更可以“在史中求史识”，有所受益。

南渡北归(增订版套装)/岳南 目录

《南渡北归． 北归》（增订版）**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_001◎ 到野外捉青蛙的童第周_009◎ 结缘在山中_013◎ 一代名媛沈性仁_018第二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_035◎ 由决裂到言和_041◎ 李约瑟难题的症结_053第三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_067◎ 一寸山河一寸血_079……◎归骨于田横之岛_005◎傅斯年之死_010◎胡适：青山就是国家_022◎生命的*后机缘_030第二章短兵相接_045◎批胡运动悄然兴起_045◎面对“人民的敌人”_050◎再掀高潮_057第三章胜利的牺牲品_077◎但愿来生不姓胡_077◎万叶千声皆是恨_082◎胡思杜之死_088◎胡适出任院长_095……

南渡北归(增订版套装)/岳南 节选

　　根据教育部章程，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同时兼职。张伯苓在南开的声望无人能及，师生不愿其离职，张氏本人更不愿离开寄托其生命的事业。鉴于此，蒋介石认为可以打破规则，仍以张伯苓为校长，由南开出身、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访学的经济学家何廉代理校务，并面谕教育部长朱家骅照办。但朱与张在个人感情上较为冷淡，且朱对张的教育理念另有成见，不愿因此破了规矩，故坚持不让张身兼两职。　　未久，答应执掌南开帅印的何廉从美国归来。何氏之所以接受张伯苓之请回国，用何的话说：“我同南开大学和校长的感情很深，深深感到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回去。”（《何廉回忆录》，何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下同）。10月14日，张伯苓及南开大学师生参加了何廉校长的就职典礼。10月15日，行政院正式发布张伯苓辞职、由何廉出任南开新校长的命令。未久，张伯苓离津赴京。11月底，平津战事一触即发，何廉觉得南开大学非自己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能掌控，强撑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遂产生了离津赴沪，回到家中静观待变的念头（时何氏的家人在上海居住）。12月1日，何廉由北平乘机南下，想不到在上海机场遇到了在此候机飞渝的张伯苓。二人相见，自是百感交集。当何向张简单介绍了南开的情形后，张只是“点头不语”，*后道别时，张伯苓面色沉重地低声留下了一句：“一定不要再回天津去了。”上海一别，竟成永诀。1948年12月底，何廉携家离开上海辗转赴美，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何廉离津后，南开大学一直处于无人主政的状态。1949年1月，解放军攻克天津，由中共天津市委指定黄钰生、杨石先等代为管理校事。　　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曾两次专程到重庆沙坪坝津南村会见只身在此养病的张伯苓，请他随国民政府迁台，并许诺：只要张氏乐意行动，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腰不好，N~ff在飞机上专设卧铺，家属均可随行。此时，周恩来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挽留张伯苓：“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并坚辞有名无实的考试院长。蒋介石转往成都后，再令蒋经国催请张伯苓，“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但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由拒绝，坚持留在了大陆（赵光宸《张伯苓年谱长编》）。　　1950年5月，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在周恩来安排下，暂住傅作义寓所，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另类学生的攻击。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天津，此时南开已被另类师生控制，对归来的老校长怀有敌意，许多另类学生认为张是“战犯”，应按“战犯”处决。只有一批南开老人在情感上偷偷给予张一些慰藉和温情。未久，南开校庆，已是75岁高龄的张伯苓打起精神前去参加，但南开中学不许他跨进大门，而南开大学也只允许他在校庆后的小型活动中坐后排不显眼的位置听众人演讲。经此一击，张伯苓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再也没有抗战初起时“因此挫折而愈奋励”的神勇之气了。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于郁闷、孤独中凄凉地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76岁。　　张伯苓逝世后，只有《天津日报》以《前南开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载了张伯苓遗嘱，以及他三个儿子的一则79字“哀启”，其他的大陆新闻媒体一片寂然。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闻讯后于第二天亲往天津吊唁并发表讲话，但也未做公开披露。其问，周恩来在审读张氏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遗憾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第352页，梁吉生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直到张伯苓逝世后44天，即1951年4月8日，才由张的朋友和几个老学生张罗，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一个小型追悼会。尽管周总理对张的遗嘱有遗憾之处，但同样有“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之讲话，但大多数人怕受株连，骑驴观望，不敢或不愿前往参加。　　下午2时许，追悼会开始，致悼词者乃早年的南开大学秘书长、国立西南联大时代的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南开大学秘书长*早由昆明赴天津筹备复校事宜，张伯苓临终前的遗嘱（大陆版）的执笔者就是黄钰生。据一些参加悼念会的人回忆说，黄氏写就的万佘言的长篇悼文，新旧观念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难得的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黄钰生说道：“……张伯苓四十多年问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但是，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悼文*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檄文后的感悟，特别为张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黄钰生读到此处，悲不自胜，而专程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南开出身的陶孟和早已泣不成声，在场者无不同声悲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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